“精神標識”是實踐層面的國族文化—民族精神—核心價值觀的高度凝練與符號化表達。作為中華文化價值指向的最高層級與濃縮性符號，“中華精神標識”將抽象的、復雜的、深刻的精神內涵具象為突顯實踐意義的價值研判，集民族成員身份識別與民族國家形象塑造于一體，將相對模糊的思想、觀念、意識具體化，推動個體行動者與群體行為的社會性連接、認同主體與認同客體的價值性鏈接、歷史傳承與未來發展的現實性銜接，借此實現中華精神標識文化層面的社會化導引。

標識性話語凸顯的時代圖景

精神標識是民族國家價值表達的外顯形式，它以思想的記號和價值的標志，指謂了具體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價值定位和價值主張。在弗洛伊德看來，精神標識所指稱的符號和符號所意指的現象，存在著某種規律性的對應；在涂爾干那里，精神標識的符號傳播構成了社會過程的組成部分，它所引發的情緒形塑了個體與集體行為的基礎；胡塞爾闡析了符號傳播與修辭學的關系，并對二者互構在事實上構建政治領域的過程進行了探討；米德則論述了精神標識公共話語與符號運用之間的關系，指明了與經驗模式相似的語言所具有的廣泛共享的符號表達形式。在現實性上，國族的“精神標識”往往凝練于歷史、直面于當下、指向于未來，為民族成員的經驗、情感、思想、行為提供匯聚點，它所具有的社會共鳴，充當了闡析精神內涵和鏈接情感行為的符號承載。近代以降，許多大國在其崛起過程中均以獨特的“精神標識”，對內凝聚人心，對外塑造國家形象。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重要的“國家名片”。無論是英國的“虔誠、商業、自由”，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美國的“民主、自由、競爭”，日本的“忠誠、集體、拼搏”，無不是國族崛起的標識性話語和精神風貌的價值性宣稱。

“中華精神標識”體現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道德情操和文化信仰的集中表達。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精神標識”不僅是穩定社會、抵御干擾、形成合力的共享價值理念，而且是人們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日常行為的基本規范。其實踐性的意義指稱充當了民心凝聚和情感激發的穩定器，成為維系中華民族成員的精神紐帶和促進國家發展的動力之源。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華民族迎來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重大貢獻”[1]。“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與“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中華精神標識的精神引領，“走向世界”與“造福全人類”的價值求解也離不開中華精神標識的世界表達。作為文化符號與民族象征的標識性話語，中華精神標識所詮釋的民族情感、民族規范和民族目標，指向了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要素、表達要素和規范要素，指向了文化加社會群體構成的社會文化系統，指向了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歷史共在性、精神共通性和價值共意性，其身份識別功能、精神凝聚功能和文化競爭功能的發揮，對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外塑造國家形象、提升文化軟實力。

中華精神標識的要義凝練

中華精神標識內涵深刻、外延豐富，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相承接。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有著獨特的精神標識，那就是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2]從構建體現我國國家治理理念、重點闡釋“‘四個自信’信什么”、著力解決新時代國家形象塑造的現實問題出發，“中華精神標識”的要義凝練應從“執政理念、社會治理、文化傳承、國際擔當”四個面向切入，體現抽象本質、簡明扼要、指導實踐的凝練原則，凸顯“中華精神標識”價值內涵既各具特色又相互聯系的內生邏輯和外衍關系。圍繞著夯實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基礎，“中華精神標識”包括“人民為本、家國情懷、德法兼治、和而不同”四個層面的內容。

“人民為本”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文化精髓和國家治理理念。“人民為本”的思想意指治國應以安民、得民為根本。孔子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禮記·大學》），《尚書·泰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皆深刻闡釋了治理國家應重視人民的力量、敬畏人民的意志，把人民視為安邦立國的根本。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立場，人民幸福是中國發展的根本價值取向，“人民至上”的治國理念與“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夏書·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追求是現代條件下“民惟邦本”的升華與發展。“人民為本”的要義凝練不僅有機地鏈接了文化傳統與時代精神，而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發展理念，且更符合“軟包裝硬內核”的符號傳播與修辭學作用的語義表達。

“家國情懷”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傳承和精神追求，是民族成員立身養德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在傳統與現代的對接中，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歸旨的“家國情懷”，內蘊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家國一體、家國同構的共同體意識，指涉行孝盡忠、家國大義、勇于擔當的實現路徑，彰顯凝心聚力、興家樂業、民族復興的時代價值。在現實性上，“家國情懷”的邏輯起點在于家風的涵養和家教的養成，強調的是情感與責任，即愛國、愛鄉、愛家的原生性情感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性擔當，謂之“國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國”。作為中華精神標識的“家國情懷”，其文化傳承和價值指向能夠突顯對海外僑胞、港澳臺同胞的文化輻射和認同引領，以“家國情懷”的情感感召為切入點，更能喚醒、激發、提升中華民族的根基性認同。

“德法兼治”強調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治理理念。從黃老學派的“刑德相養”（《十大經·姓爭》）到董仲舒的“任德而不任刑”（《漢書·董仲舒傳》），無不表明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律》）的傳統理念。“德法兼治”結合了國家治理中法律規范的強制性和道德規范的教化性，其基本思路就是“禮法并用”“納禮入法”和“以禮援法”。德治與法治相得益彰，體現了“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3]，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對中國傳統“為政以德”的繼承和升華。“德法兼治”理念的時代價值，要求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進行道德考量和評估，注重道德調解與法律支撐的協調與轉化，強調中華民族法治規范的普遍性和道德要求的輔佐性。在現實性上，法律之準繩與道德之基石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互促進、相互助益，共同構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和而不同”主張的是“以寬厚的態度兼容不同事物”的方法和原則，即“以和為貴的兼容精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強調了中華文化“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的核心理念；所謂“萬民和，國家富……便寧無憂”（《墨子·非樂下》），即“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的思想；“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漢書·藝文志》）的觀念，生發了中華民族“以德和戎”、取信四夷、團結互助、“協合萬邦”（《尚書·堯典》）的價值體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合”文化，以和諧共生的思想精髓，表現了求同存異的“和而不同”和并行不悖的“美美與共”。“和而不同”所具象化的“一帶一路”中國方案以人類共同價值的彰顯，表征著中華民族和諧發展的自然觀、和睦相處的社會觀、和善寬厚的道德觀、和協萬邦的國際觀。聯合國第37屆人權理事會中國提出的“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決議以28：1大比數通過，更是在現實性上確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