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反映著當今學術界一個通病，也是世界性的通病。《文匯學人》曾刊登過一篇文章介紹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德萊茨納的新著《思想產業》，其中關于弗格森寫道：憑借《西方的衰落》走紅的歷史學家弗格森是德萊茨納所謂思想產業鏈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書作者采訪時，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從牛津學者轉型寫這類著作，“都是為了錢”。一邊是學界的看法，一邊是一小時7.5萬美元的演講費，換你是弗格森會如何選擇？成名之后的弗格森拼命給思想變現，為電視系列劇寫書、大價錢賣演說、在各種刊物寫文章，疲憊中的他最終像其他思想領袖一樣被抓現行：2012年他在《新聞周刊》發表的奧巴馬的封面故事，錯誤和誤導信息被一一曝光。但在這個品牌遠比內容重要的思想領袖產業里，類似這樣的錯誤并不影響思想領袖們繼續賺錢。弗格森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思想產業通過真人秀、高額演說費用和可觀的圖書預付版稅，輪番引誘學者們，他們在重壓之下往往不得不稀釋專業性以追逐金錢，甚至兜售虛假的思想產品。

這就是說，用文學家的故事戲說歷史，要比用封塵中的史料解釋歷史——或者換句話說“從牛津學者轉型寫這類著作”，能夠賺到更多的錢。這就是德萊茨納所謂的“思想產業鏈”——一個金錢世界流行的現象。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對待這些“虛假的思想產品”？人們往往判斷不了學術的優劣真偽，“品牌效應”和“名人效應”（尤其是“洋品牌”和“洋名人”）時常支配著人們的判斷力。在中國，“追風”和“權威者云”也是學術的常見弊端。最近幾十年，盲目崇拜國外的所謂學術權威和理論范式尤為值得注意。進而，也就引出了本篇文章的主題：檢驗學術的標準是什么。我們用什么來檢驗學術、判斷學術、衡量學術、評價學術？我的回答是：事實是檢驗學術的基本標準、也是最主要的標準。學術當然有諸多標準，比如規范與否、文字好壞、邏輯如何、論證怎樣，等等；但這些只屬于第二層次甚至第三層次，不符合第一層次的基本標準。現在學術界有一個通病，就是脫離事實，憑空想象，從推理到推理，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從邏輯到邏輯。殊不知，邏輯的正確不意味著事實的正確，一旦事實不正確，一切都不正確。如此通病不僅在中國有，在外國也有，弗格森的這篇文章就是一個例證；同樣現象不僅在歷史學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也有，甚至在自然科學也會有。一段時間以來，種種學說盛行于中國，而中國學術界卻很少用分析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加以檢驗。所謂分析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就是將各種學說放在事實中加以檢驗，經得起檢驗的才是正確的；經不起事實檢驗的，就應該拋棄。

對種種流行理論加以事實的檢驗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可能符合西方的事實，比如“后工業社會”，因為西方國家都已經完成了工業化；但這種理論對中國不合適，因為中國仍處在工業化過程中。有一些尚未得到事實的檢驗或者與現實情況不符，在現階段仍只是理論假設，比如“歐盟超越民族國家”論，它與近幾年歐盟的走向并不相符。有一些是純粹理想主義的，在現實中行不通，甚至已被證明是失敗的，比如“多元文化主義”，雖說其理念很好，付諸實踐就行不通。還有一些則完全是欺人之談，為某種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冷戰思維模式，比如“人權高于主權”“民族國家過時論”，以及近幾年突然盛行的“帝國研究”熱。

以事實作為檢驗學術的標準，我們的學術就能做到不盲從、不跟風；中國學術界才能做出自己的研究，做出“原創作品”。中國學術界應達成共識：學術研究來源于事實、植根于事實、服務于事實，最終又接受事實的檢驗。判斷一項學術研究的價值，不在于它依據了多少書本，而在于它依據了多少事實；衡量一項學術成果的水平，不在于它引用了多少文章，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事實。真正偉大的學術成果都是在事實的啟示下深刻認識了事實、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的過程中出現的。以西方經濟學為例：亞當·斯密提出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解決重商主義造成的經濟問題；凱恩斯批評亞當·斯密，是因為自由主義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失衡；而當凱恩斯主義面對龐大的公共開支和停滯的經濟指標一籌莫展時，貨幣學派和供應學派又應運而生。這些理論之所以被人們接受，是因為它們在各自的時代符合那個時代的事實、并能夠解決那個時代的問題；而一旦出現新的事實需要新的解釋時，新的理論就取而代之。離開事實，既無所謂理論、更無所謂創新。正因如此，中國學術應該將各種理論放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下加以考察，才能夠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成果。

《光明日報》（ 2018年04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