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內來看，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應該及早做出戰略規劃，借鑒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轉型。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筆者認為，中國將來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發展理念，應該實現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從“科學”到“思想”發展的戰略轉變，并以此制訂出符合中國國情和參與全球治理發展需求的戰略和方法。這是當前社會制度危機對中長期投融資發展提出的重大課題。
然而，從國際上看，中國在非洲投資的跨國規劃恐怕還要更進一步，由開發性金融向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規劃轉變。最近中東北非出現的政治動蕩，尤其是中國在利比亞、蘇丹等國的投資遭遇說明，只幫助資本輸入國實現經濟增長，還不能解決這些國家在經濟增長后產生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問題。這些發展規劃還必須加進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只有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分配的問題，保證各社會群體共享增長的果實，才能期待這些國家政治穩定，從而減少中國投資的風險。但是這個問題恰恰又是中國在國內也沒有能夠很好解決的問題。未來中國在非洲投資的需要反過來要求中國必須先解決好自身在發展過程的社會問題。
制定超越經濟的改革議程：經濟投資與社會援助。從國際經濟形勢分析，經濟再平衡目標從單純的貿易再平衡擴大到各國間的平衡發展，相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相似的起始條件和世界政治地位，使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內在的互補性和一致性。因為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增長，內在地包含了亞非拉國家的發展要素，亞非拉國家能否實現自身發展也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甚至是必須依靠中國經濟的發展。
援助與投資亞非拉可分為“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兩種類別。歐盟國家側重的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開發性金融正向規劃投資非洲的主要方向是“經濟基礎設施建設”。不具有造血功能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其特點是“不可量化非物質性”“項目性”和“不可規劃性”。所以，歐盟對非洲國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國別和跨國意義的規劃；而具有造血功能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其特征是“可量化物質性”“整體結構性”和“可規劃性”。在此過程中，歐盟只是作為國際組織的非政府機構，不可能像國家開發銀行那樣根據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以國家金融行為帶動企業“走出去”采取正向國別和跨國規劃的方式進行投資。這種“授人以漁”式的“正向規劃”共贏模式正日益受到眾多非洲國家和中國“走出去”企業的歡迎。
與此同時，中國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將對亞非拉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投資和社會援助，也就是“經濟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兩種類別的事一起做。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有國家信用的國家開發銀行等開發性金融機構與非國家信用的世界銀行、歐盟等國際組織金融機構相比較，我們將如何融合“經濟投資”與“社會援助”，這兩個問題需要同時回答。因此，我們應該制定超越經濟的改革議程，將經濟投資與社會援助等方面的重要因素一同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同時，中國也應不斷擴大進口市場，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場，增強其與中國經濟的黏合度，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消減“中國威脅論”，實現互利共贏，從而逐步改變在國際經貿合作方面，特別是在投資亞非拉地區和國家投資過程中出現的“政經二元化”格局。
展示對改革的信心和決心：推動“一帶一路”向西開放，推進歐亞戰略。中國經濟正處在轉換增長階段和尋求新平衡的關鍵期。增長階段的轉換實質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逐漸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尋找并建立新平衡的過程，經濟運行總體比較脆弱。在這一戰略背景下，中央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主攻方向是調整經濟結構，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的發展目標，必將成為傳統發展方式向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規劃轉變，而尋求經濟增長動力和再平衡的重要戰略，更是中國向世界展示對改革與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從中國未來十年、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情況來看，在經濟轉型發展與擴大內需重要戰略過程中，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與國際化的發展，必由藍海戰略、陸權戰略與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戰略和向西開放相輔相成。其中，推動“一帶一路”向西部地區開發，利用高鐵作為基本交通連接手段，促進歐亞大陸經濟整合，將帶來一個陸權時代，使國家得以確立與藍海戰略相匹配的對沖態勢。我們應該順應新的形勢，在繼續提升沿海開放、向東開放的同時，加快延邊開放、向西開放，拓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的空間，新一輪的援疆工作也應在這一大背景下加以謀劃和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