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歐美等國的經濟衰退和貿易保護惡化了中國的出口環境。中國的GDP增長對貿易順差有較強依賴，歐美又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因此外部經濟的變化極大地制約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結構不合理削弱了政策效果，同時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應也越來越弱，進一步的刺激措施空間越來越小，民間投資沒有充分地調動起來，中小型企業融資困難，而為了降低通脹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更進一步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經濟增長有減緩的趨勢。此外，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而且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和越南等國的對外開放，依靠出口優勢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將不可持續。

對于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滯脹”現象，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滯脹”產生的原因多是需求管理政策實施的結果。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應對危機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配合可以促進國民經濟有效需求的提高，進而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然而，當過多發行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時，通貨膨脹便產生了。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當局往往實行緊縮的政策，貨幣政策的緊縮提高了利率，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而增大了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經濟增長下滑，“滯脹”便產生了。美國于1970年至1983年發生“滯脹”，經濟增長率高，但通脹率也很高，因而實際增長率為零或負增長。

當前，中國如果不能有效管理通脹預期，不能遏制通脹持續上升，消除導致經濟增長下滑的不利因素，就可能導致“滯脹”。中國經濟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要警惕通脹持續上升、經濟增長下滑所可能產生的“滯脹”風險。

國際分工體系變化和企業成本上升，帶來重塑產業競爭優勢的壓力。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中國企業成本的上升，印度等國低成本和人口年輕優勢的逐步凸顯，這些因素使得中國的產業技術必須升級，才能繼續保持優勢。

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中國處于較低的分工地位，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化及其相互影響對中國現有的以出口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將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如此，中國企業也面臨成本上升的挑戰。金融危機后企業成本急劇上升。首先，大宗商品價格的上升，提高了企業的成本。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美元持續貶值，導致以美元計算的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迅速。再加上人民幣相對美元的不斷升值，這些商品的價格換算成人民幣，漲幅更高，對于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大。其次，發達國家對于碳排放的設計，使中國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各個企業節能減排也加劇了企業成本的上升。

面對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化以及成本上升的趨勢，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重塑新的競爭優勢。

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趨勢，中國經濟面臨新的考驗。為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共識，這對于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提出很大的挑戰。中國是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難度大，在向低碳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將需要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投入。而中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現代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正是對傳統能源需求增長迅速的時期，這必然導致溫室氣體的高排放。一方面是國際社會減排壓力，一方面是國內發展的內在要求，這讓中國進退兩難。因此，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將面臨巨大的挑戰。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低碳經濟對現有生產結構、消費結構、外貿結構會造成很大沖擊，直接影響后危機時期經濟的順利轉型。第一，依照現在的發達國家對“碳關稅”的設計，中國以前的勞動力低價格優勢將不復存在，而與此相反，發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價格將相對下降，技術領先優勢更加明顯。第二，先進技術的標準制定權一向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大潮流中，發達國家無疑會利用其技術優勢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標準。其三，減排負擔沉重。由于中國整體技術研發能力有限和技術水平落后的現狀，發展低碳經濟需要的設備和技術都需進口，這對于中國是一個經濟負擔。第四，減排責任限制。減排是全球的共識，對于中國而言既是承諾也是責任。中國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全球有限的碳排放預算空間會使得中國在面臨國內發展巨大壓力的同時過多地承擔碳排放等國際義務。發達國家對于中國也提出了不合實際的碳排放要求，這勢必給中國帶來較大壓力。

全球主權債務危機加劇，中國經濟也將遭受負面影響。自希臘問題之后，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相繼爆出國內赤字問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實際上，就全球來講，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目前普遍面臨著高比例的主權債務，中國貨幣政策平臺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很可能會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公共債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