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兵，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法治經濟理論與實踐、競爭政策與法律。主要著作有《簡政放權語境下政府管制改革的法治進路——以負面清單為突破口》《汽車行業價格壟斷協議違法性認定與法律治理》《反壟斷法實施與消費者保護的協同發展》《論我國現階段反壟斷法實施重點——以美國經驗為參照》等。
我國作為全球互聯網用戶大國，截至2016年12月，網民規模達7.31億，相當于歐洲人口總量，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3.2%，超過全球平均水平3.1%，超過亞洲平均水平7.6%。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到6.95億，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5.1%，增速連續三年超過10%。網民上網設備進一步向移動端集中。移動互聯網與線下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并推動消費模式向資源共享化、設備智能化和場景多元化發展。①由移動互聯網塑造的社會生產生活形態進一步加強，政企服務多元化、平臺化、移動化步伐進一步加快。②尤其是在公共服務類應用發展領域，伴隨“互聯網+”行動計劃的貫徹落實，包括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網絡約租車以及互聯網慈善等公共服務業得到了高速發展，聚積了巨大的公共服務資源和數據，為公共服務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結構改革提供了極佳的運行平臺，這對于緩解我國公共服務領域長期存在的有效供給不足的現象提供了有益的解決方案。但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對現行管制理念與模式的嚴峻挑戰。如何做到科學健康的發展與合法合理的管制之間的平衡，實現“互聯網+”公共服務業的有序、有軌、有效運營，避免公共服務業在互聯網之地的脫序馳騁，以及由此引發的無軌之禍對公眾利益、行業利益以及國家利益之侵害的風險，已經成為當前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
必須清晰地認識到，互聯網已從起初作為信息獲取的渠道——隨著技術變革而衍生出的第四媒體，歷經了門戶網站時期并演變至虛擬社會的構建，及至互聯網平臺時代的發展歷程。③互聯網已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社會生產生活的工具而存在，其儼然已發展為一種社會文化和秩序，成為鏈接和融合市場、政府及法治為一體的多維結構空間，正在努力形塑一種新型的網絡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治理方式。互聯網及其文化之于個體和群體、國家和社會的意義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具體到本文擬討論的互聯網醫療問題更是如此。互聯網與醫療事業的融合已從“物理結合”升級為“生化反應”，互聯網應用于醫療事業改革的影響會成級數放大。加上，當前醫療改革本身之于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醫療資源的有效配給和公平享有成為當下社會各界民眾共同關注的話題。黨和政府對醫療改革與創新的頂層設計和底層舉措直接關系到轉型期的社會穩定與民眾福祉，必須慎之又慎，雖亟勿躁。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互聯網醫療的崛起在給深化醫療改革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給醫療活動的創新和發展提出了前所未遇的挑戰，互聯網醫療切記冒進。④為此，社會各界尤其是學術界近三年來對該問題的關注與研究明顯增多。相關注意力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互聯網醫療的內涵外延、市場應用、技術管理、政府監管以及域外經驗評介上，研究者多站在醫療改革和互聯網接入層面予以探討，很少有學者從法治維度系統談及互聯網醫療發展亟需破解的體制、機制等制度難題，尚缺乏對頂層設計和底層舉措的貫通性思考，致使對互聯網醫療問題的研究視閾過于狹窄，主要集中在醫療管理領域。這直接影響到對互聯網醫療發展過程中核心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客觀上限制了互聯網醫療向更廣范圍內和更深層次上的行進步伐。
故此，本文擬從互聯網醫療的現狀分析入手，討論互聯網醫療發展的可能方向和遇到的現實問題，從市場和法治兩個維度解讀影響互聯網醫療發展的關鍵要素，其核心都可歸結于現行管制模式，主張通過深化管制改革來推進互聯網醫療行業的市場化與法治化建設。
全面深化改革下互聯網醫療的表相與本相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我國國家改革與發展進程中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重大決議和文件，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和實施方案。《決定》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及協同性。其中強調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⑤在此背景下，具化到本文所討論的互聯網醫療問題，事實上可以理解為是在以市場為第一性和政府為第二性的驅動下展開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在醫療改革領域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驗與創新。政府主導和市場創新相結合，政府的政策法規在哪些層面約束市場秩序？又在哪些情形下幫助市場應變困局？轉型期的制度相對于互聯網醫療來說需要重點體現的是包容性還是限定性？這都需要立足互聯網醫療本身的特性切實探討。
互聯網醫療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是伴隨“互聯網+”行動計劃和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貫徹落實而新興發展的，是市場與政府共同催生的結果。如果說“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提出是源自互聯網經濟下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那么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則更多源于黨和政府面對轉型期重大社會民生和機制體制矛盾問題的考量——醫療體制改革在我國的第一推動力為政府，互聯網與醫療的跨界融合在我國是典型的市場與政府的共生事物，需要兩者之間的密切配合。⑥醫療是專業化程度非常高的行業，其行業特性明顯。新中國成立以來，優質醫療資源不斷向一線城市和省級城市集中，醫療資源的公平性問題始終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之一，互聯網醫療市場的創生無疑是打破醫療行業壁壘的一次新機遇。與此同時，在市場與政府互動下的互聯網醫療則更需要法治予以確認和保障，法治理應成為市場與政府關系平衡的安全閥和助推器。故此，互聯網醫療在我國的發生與發展離不開市場、政府、法治三者的聯動，其中政府是關鍵，市場是平臺，法治是保障。只有清晰地認識到互聯網醫療在我國應用的現實場景，才能準確解讀當前互聯網醫療的表相與本相。
互聯網醫療的表相：互聯網與醫療的跨界融合。互聯網醫療作為當前熱門領域之一，在近幾年取得了飛速發展，成為推動醫療服務體系創新的新興力量。⑦2015年被看作是互聯網醫療的爆發年，各類應用層出不窮，網上預約掛號、可穿戴設備的應用、遠程診療會診、藥品配送等方方面均獲得突破，互聯網醫療一時間成為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方向。⑧但是，作為新興事物，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必須經歷市場的洗禮。動脈網研究顯示：2011年至2016年5年間，國內共有1134家“互聯網+”醫療企業誕生，分布在健康保健、尋醫問診、專科服務、醫療信息化、生物技術等領域。5年間，獲融資的企業為533家，其中已死亡的企業為66家，興業死亡率大致為12.38%。互聯網醫療企業數量雖多，但因行業競爭激烈，獲得快速發展的企業不多。互聯網醫療經過快速發展，正迎來“退燒”后的持久良性發展。⑨此時，正是認真細致審視互聯網醫療現象的最佳時機。
互聯網醫療是以互聯網為載體和技術手段在醫療行業的新應用⑩，是線上線下互動的醫療服務，?呈現為互聯網技術和信息技術與傳統醫療健康服務深度融合的新型業態。?隨著互聯網與醫療服務的進一步融合，我國互聯網醫療的服務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信息服務、健康咨詢、在線診療和藥品交易等四部分，與之相配套的技術平臺和支付平臺也構成了互聯網醫療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互聯網醫療正在被描繪為一個“跨界+閉環”的完美故事?，即將互聯網所具備的線上強大的數據信息功能與醫療機構所具備的線下醫療資源，以及巨大的線下醫療需求，通過互聯網平臺運用實現線上線下資源需求的有效配給，以滿足線下患者的醫療需求。可見，互聯網醫療主要表現為一種互聯網市場經濟下的醫療服務活動，介質是互聯網，參與主體除了傳統醫療服務中的患者、醫院、醫生外，還加入了平臺經營者和提供者，互聯網平臺的應用構成了互聯網醫療的典型特征。故此，對互聯網醫療的描述與評價，從表相上看，應該更加重視信息技術、大數據、物聯網等概念和技術在互聯網醫療中的運用。互聯網醫療發展的重點方向應為網絡信息技術對傳統醫療服務活動的改造和創新，其發展的瓶頸和亟需應對的問題亦在于理順互聯網與醫療服務的有效接入，并由此加強對平臺企業在醫療服務中的監管，保障互聯網醫療活動的合規運行，其著力點似乎落在了互聯網平臺之上。
規范線下醫療行為的《執業醫師法》《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以及系列政策補充性文件，保證了醫療活動中主、客體清楚以及權責基本清晰，而互聯網這一介質的進駐，使得主、客體關系和權責關系均發生轉變。例如，執業地點的界定、“親自診療”行為的判定、遠程醫生的責任承擔、電子處方的合法要素等問題浮出水面。互聯網跨越了線上與線下的界限，把實體醫療與網絡服務相連接，其“融”在于人們對于有限資源的無限需求和網絡放大資源的能量相一致；而其“合”則在于目標一致的基礎上，提出了線上與線下具體操作層面無數衍生出的諸如概念定位、主體責任、法規監管、醫療風險、數據安全等問題能否真的做到“合”而好。
互聯網醫療的本相：分享經濟時代的醫療改革。“互聯網醫療”是近幾年來社會上的高頻詞匯，各界都對其展開了熱烈討論，有積極樂觀的支持者，亦不乏消極懷疑的觀望者。互聯網醫療到底緣何而起？又將去向何處？這些基礎性的追問還有待澄清，尤其是結合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的進一步討論無疑將有助于準確認識我國當下互聯網醫療發生的本相。
如前所述，雖然互聯網醫療是伴隨“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提出并落實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新型醫療服務業態，但其本質上仍然屬于醫療服務范疇，是“醫療”的下位概念（子集）?，線上醫療不能脫離傳統的線下診療服務而獨立存在，這個觀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故此，在看待互聯網醫療的本相時，必須從互聯網這一虛擬社會結構狀態，回歸到真實的場景中來。換言之，當前互聯網醫療形式的出現，只不過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一種面向、一種選擇、一種路徑，即便不存在互聯網，不借助互聯網，亦會出現其他形式和類型的便于解決現階段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看病難、看病貴”等醫療服務困局的醫療服務形態。應該說現實的醫療資料匱乏和深層次的醫療體制弊病才是從根本上觸發互聯網醫療迅速發展并得到廣泛關注的要點與痛點。由是觀之，互聯網醫療的本相根本上源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這也正好順應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于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以實現充分釋放市場動能，改革政府管制方式，大力推進簡政放權的改革目標。這一目標落實到醫療改革領域，則體現為推進醫療服務市場化改革與法治化監管。接下來的答案就變得十分明確了，即互聯網醫療發生的本相就是撬動醫療服務市場化與法治化的變革，并最終實現醫療服務業在市場化和法治化環境下的健康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在我國國內全面深化改革之際，也歷經著全球分享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在客觀上為正在進行的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提出了挑戰，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無限機遇。可以說，互聯網醫療的出現是國內外各項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前述，互聯網醫療在我國現階段的發生與發展，一方面源自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亦來源于政府管制改革，是市場和政府共生之物。故此，互聯網醫療在我國自誕生之時，就兼具了市場性與公共性的雙重性，其并非是市場自由發展之果，這也就導致了在我國對互聯網醫療本相和動向的辨識，必須從市場與政府互動的維度，尤其是政府管制改革的層面予以切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