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全面落實“十三五”規劃、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關鍵一年，也是推進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一年。2017年更是令國人振奮的一年，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黨的行動指南。社會發展推動理論創新，實踐發展永無止境，理論創新就永無止境。這一年，我們與時代共同脈動步履不停；這一年，我們同思想比肩前行從未止步。實踐發展的步伐鏗鏘有力，思想界的理論交鋒亦頻頻出彩。2017年，思想界理論界貢獻了許多兼具影響力和思想深度的觀點。人民論壇編輯部按照關注度、權威性、深刻性、新銳度的標準，經過多輪篩選，評選出2017年度理論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領域中最具價值的70個觀點，以供廣大讀者學習討論。

政治類觀點NO.21-40

21.黃坤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之所以顯示出強大生命力，最根本的就是我們黨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做到既不忘老祖宗、又講出新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認識論和方法論相統一、戰略和戰術相一致，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作出了原創性貢獻，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新時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創造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0日）

22.曲青山：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要時刻擔負了重要責任，在關鍵時候起了關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以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襟和氣魄，以一個大國領袖的氣度和風范，以愛民為民的歷史責任擔當，以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前行，在重要的時刻擔負了重要責任，在關鍵的時候起了關鍵作用，展示了治國理政的雄才大略。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領袖人物也對歷史產生著重要作用。這個作用的具體表現就是順應時代潮流、代表人民意愿，對歷史發展起著加速的推動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當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正是起了這樣一個不可替代的重大關鍵作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求是》，2017年第16期）

23.王偉光：只要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勢不可擋

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前方還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困難，需要全黨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偉大復興中國夢有機統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使我們黨始終先進、始終純潔、始終堅強有力，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中國紀檢監察》，2017年第21期）

24.李君如：社會主要矛盾的“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變”是統一的

關于新矛盾的概括，實際上是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所呈現出來的新的階段性特征。這樣，就可以把“變”和“不變”統一起來。我們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強調“變”，但是脫離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種傾向是強調“不變”，不思進取，不能按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創新。——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前線》，2017年第11期）

25.馬建堂：新常態、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有機整體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破解發展約束，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需要。經濟發展新常態、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要思想，是新階段經濟發展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如何認識新階段經濟、如何發展新階段經濟、如何解決新階段經濟中突出矛盾的系統認識，是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系統性理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國家行政學院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院長（《學習時報》，2017年5月8日）

26.許耀桐：政治建設發展的動力在于改革

政治建設發展的動力在于改革，沒有改革，就沒有政治建設發展。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是一個周期，1978年成了中國的“改革元年”的話，那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的則是改革的又一個新周期，2014年成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當代中國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動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民眾的期盼、社會的需求，更是執政黨的使命，領導者的職責。——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黨政研究》，2017年第6期）

27.韓震：全局性系統性的改革策略才能適應新時代新需求

在新時代繼續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著過去的改革是“片面的”“局部的”，而是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現階段，應當以更加全面的視角，提出更具有全局性和系統性的策略，才能適應當代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需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小康社會時我們主要關注經濟目標，到比較全面地關注小康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協同發展的目標，這個進程本身就反映了社會進程與社會認識、社會問題與解決社會問題是一同發展的。這個發展進程從局部啟動、重點突破、以點帶面，進入現在更加協調、更加包容、更加公正、更加綠色的階段。——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北京日報》，2017年11月27日）

28.韓慶祥：讓黨政主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形成合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哲學思想精髓或本質要義，主要就是注重黨政主導力量、市場配置力量和人民主體力量的正確發揮及其協調并形成合力。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面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新機遇、新挑戰，需要我們做出新回答，展現新作為。這就需要我們在政治層面注重發揮黨政主導力量，又要在經濟層面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還要在社會層面挖掘出蘊含在人民群眾中的磅礴偉力，使這三種力量有機統一起來，形成合力。——中共中央黨校校委委員、副教育長（《人民論壇》，2017年12月上）

29.賈立政：習近平總書記的認識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國理念是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光輝典范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中國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新境界，為我們黨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哲學基礎。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每一次認識論上的重大飛躍，都實現了其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每一次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都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無不以認識和認識論上的重大飛躍為重要前提。習近平總書記的認識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治國理念是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光輝典范，十九大報告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實現重大創新突破。——人民論壇雜志社總編輯（《人民論壇》，2017年11月上）

30.薛瀾：“決策刪簡—執行協商”模式適應于現階段的中國公共政策治理環境

轉型期中國公共政策過程呈現新的特征：政策制定環節被刪簡，政策執行作為決策補充而表現為權衡與協商的過程。“決策刪簡—執行協商”作為靈活的過程模式，是在當前中國大量政策議題涌現情形下塑造出的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政府依賴決策刪簡機制，能夠有效化解決策中面臨的社會壓力與多元利益，提升政府公共決策和應對外界壓力的能力；在執行協商機制下，政策方案逐步細化，利益沖突被內化解決，整體上可以保障深化改革的向前推進和政府治理的系統穩定。因此，這種模式適應于現階段的中國公共政策治理環境，有助于推進部分領域的政策改革。——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

31.顏曉峰：政治能力是領導干部的第一能力

政治能力是領導干部的第一能力，是履職盡責的牢固根基。一些領導干部嚴重違紀違法，說到底，是由于政治定力不夠、政治意識淡化。新形勢下，黨領導進行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波瀾壯闊，勇于破除國內國際、黨內黨外的重大障礙。面對復雜形勢、深層矛盾、突出問題，領導干部只有具備高度的政治意識、高超的政治能力，才能夠駕馭方向、掌控大局、破解難題、實現目標。政治能力不強，就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丟掉原則、失去底線，導致弊病叢生、人心渙散。——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天津日報》，2017年4月17日）

32.鄧純東：黨內監督發揮著內因的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左手監督右手”

有人把紀檢監察部門和其他職能部門比喻成左右手，認為黨內監督是“左手監督右手”，歸根結底是自己監督自己，沒有威懾力，不徹底。這種觀點經不起推敲。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起決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外部條件，起輔助性作用。因此，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關鍵在于發揮內因的決定性作用，緊緊抓住黨內監督這一中心環節。從現實情況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黨內監督絕不是走形式，而是動真格的。正是因為黨內監督持續發力，政治生態才得以不斷凈化，“不敢腐”氛圍才日趨濃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日報》，2017年3月27日）

33.石仲泉：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是由“四個偉大”的有機統一決定的

“四個偉大”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離開建設偉大工程，就不可能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必須以更大力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新形勢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在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中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確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始終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人民日報》，2017年8月24日）

34.胡鞍鋼：現代化、社會主義、中國文化和綠色生態四要素共同構成支撐起道路自信的支柱

現代化是目標，作為長期處于人類文明佼佼者地位的中國，只有實現全面的現代化才能稱之為民族復興；社會主義是路徑，只有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確保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國家的穩定統一；中國文化是根基，只有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不忘初心、繼往開來；綠色生態是原則，只有走生態文明之路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前線》，2017年第6期）

35.張維為：中國“選拔+選舉”的模式完全可以和西方選舉模式競爭

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盡可能卓越的領導人。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保底的“下下策”的結合，這是超越西方那種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北京日報》，2017年11月27日）

36.房寧：中國民主政治模式終結“歷史終結論”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在歷史文化傳統和基本國情的深刻影響下，在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社會進步的長期奮斗和探索中，形成了既體現民主政治基本價值和普遍原則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中國的探索豐富了人類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設的中國方案。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揚棄，是一種偉大的制度創新。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現代民主政治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參考消息》，2017年9月26日）

37.何亞非：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思想契合世界需求

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雖然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但并沒有讓各國人民普遍受益，反而使國家間和一些國家內部出現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失衡、財富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現象。當前，如何引導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向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世界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和各國改善全球經濟治理的迫切要求，中國提出了旨在推動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全球經濟治理思想。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思想既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和廣泛歡迎。——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人民日報》，2017年7月20日）

38.閻學通：反建制主義思潮形成的原因并非國別性的，而可能是全球性的

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使兩極分化問題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上同時加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兩極分化都十分嚴重。此外，全球化的負面作用不斷擴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遭受的傷害大于收益。全球化的負面作用給反建制主義興起創造了社會條件，反全球化、反外來移民、反自由貿易、反對向國際機構讓渡主權等思想得到越來越多的人支持，這些思想都是與自由主義相對立的。——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國際政治科學》，2017年第2期）

39.金燦榮：中國推動的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將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有一個訣竅，就是雙輪驅動、雙引擎，美國是單輪驅動，只有市場。“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正在變化，世界治理的主要平臺以后將是G20，G7的作用會下降。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大，由中國推動的一些新的國際機制將會更為重要。比如亞投行、金磚銀行、亞信會議、上合組織。另外，“一帶一路”倡議，還有“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伙伴網絡”等日后的影響也會更大。——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新華網，2017年8月4日）

40.李興：中國外交表現出大國作為、大國擔當、大國胸襟、大國氣度、大國貢獻

中國的大國外交，不是簡單地指大國之間的外交，而是指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要有大國作為、大國擔當、大國胸襟、大國氣度、大國貢獻，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造福世界各國人民。這里造福世界的“公共產品”，既包括安全、經濟等“硬實力”，也指規則、制度、理念等“軟實力”。中國的大國外交，不搞大國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以強凌弱。中國的大國外交，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戰略目標，不在于一時一地的經濟得失，不囿于一時一事的成敗輸贏。——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亞歐研究中心主任（《人民論壇》，2017年10月下）

責編/孫娜 趙橙涔（見習） 美編/李祥峰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