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入學先下田”成師訓

朱英國特別注重深入實地觀察指導,在育種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都要堅持下田看材料,親自指導對水稻的觀察,避免認識粗淺

“研究生第一堂課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駿2001成為朱英國的碩士研究生,他說朱老師的研究生入學第一堂課都必須來到育種稻田現場,要求學生到田里看看水稻樣子,分析長勢。

胡駿說,朱老師特別注重深入實地觀察指導,在育種基地,不管炎炎烈日,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師都要堅持下田看材料,親自指導對水稻的觀察,避免認識粗淺。

“沒入學,先下田。”多年來,對朱英國院士招收的研究生而言,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新生9月才報到,但在此前的農忙季節里,就會跟著學長做實驗或下田。水稻抽穗揚花期間,學生們還會到鄂州實習。

“我們培養出的學生,都不怕吃苦,懂得生產實踐知識、了解農業發展情況。”朱英國很是為學生們驕傲。他也知道,有些學生一開始也不太習慣,比如郊外實驗基地蚊蟲較多,女生們住不慣,但是漸漸也就練出來了。他曾夸2014年畢業的博士生田裴秀子,說:“別看她是女生,很能吃苦。為了做研究,還專門到田里去捉蟲子。”

朱英國說,注重實踐是學院一直以來的傳統,必須一代一代傳承,進一步推動生命科學的特色學科發展,為我國三農事業和糧食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農業科研常常與“苦、累、臟”聯系在一起,朱英國常鼓勵學生們:“敬業精神很重要,生活苦點沒關系,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學子將夢想刻在心頭,將足跡印在田頭。

朱英國既鼓勵手下以田地為課本,在田地里歷練；更鼓勵他們以課本為田地,在攻讀中成才,不斷充實、完善、超越自我。

甘為人梯,慧眼識才愛才

朱英國先后培養碩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為湖北省培養出大批雜交水稻科研、制種與栽培技術骨干

武漢大學廣泛傳頌著朱英國慧眼識才愛才的故事,現為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植物遺傳學家的楊代常就是朱英國在田間發現的。

1975年,在湖北沔陽縣(現為仙桃市)雜交水稻的培訓與推廣中,朱英國發現當時不到20歲、連初中都沒畢業的楊代常鉆研技術很執著,有自己當年的那種拼勁,是個難得的好苗子。

1985年,武漢大學招收首屆插班生,在朱英國的極力推薦下,楊代常邁進了心馳神往的珞珈校園。此后,楊代常果然不負厚望,經過自己的努力,順利地成為朱英國門下的第一個碩士生、第一個博士生。

楊代常回憶,當時自己是陳場鎮農技站的一名農技員,和朱英國認識后,“朱老師還常來看望我鼓勵我,送來科普書籍,關心農技推廣。”

楊代常是朱門精英的典型代表。1999年楊代常成為美國加州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和實驗室主任。2005年,朱英國邀請楊代常回國發展,楊代常沒有絲毫猶豫,賣掉房產、放棄股權和豐厚的待遇,毅然回國。

楊代常說,出國十年里,每年回來探親,朱老師都勸自己回來發展,為祖國服務。他回國后承擔了國家973、863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多個重大項目。

朱英國一直堅持寫工作日志,記有厚厚22本。從他近年的日志中看到,他幾乎每個雙休日都仍在工作,與別人交流談得最多的,是人才培養、“紅蓮型”雜交稻的發展和糧食安全問題。

“朱英國院士不僅是一位雜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團隊建設和提攜后輩方面也是不遺余力。”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胡中立說,朱院士甘為人梯,舉薦他主持一項973課題,2016年又舉薦他參加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主要糧食作物分子設計育種”,承擔了“紅蓮型雜交稻的分子設計育種”研究任務。

數十年來,朱英國對育種人才的發現和培養一刻也沒有停歇過。1987年以來,朱英國先后培養碩士研究生62名,博士研究生51名,博士后8名,并為湖北省培養出大批雜交水稻科研、制種與栽培技術骨干。他們許多已成國內外科研骨干,已有15人晉升教授。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姜星莉說,朱英國院士從來不為家事找學院,但凡找來,談的都是關于科研基地建設、團隊發展和人才培養。

為了解決團隊成員的后顧之憂,朱英國想方設法幫他們把家安在武漢。楊代常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87年,朱老師為了早日拿到楊代常愛人的調令,在省人事廳苦苦等了3個小時。

團隊里很多老師的家屬,朱英國都想方設法幫他們在武漢安家,經常在省人事廳跑上跑下,而朱英國的妻子徐老師,一直沒有安排正式工作,他卻從來不向學校領導提要求。

躬耕“農門”,一生夢想來自故土

在那個以跳出“農門”為榮的時代,朱英國進入令人羨慕的“龍門”；而讓人吃驚的是,接下來的50多年里,他卻沒有離開“農門”寸步,完成著一個又一個的傳奇

今年3月中旬,朱英國回到母校羅田一中,為家鄉學子做了一場院士報告,并捐出10萬元設立獎學金。

這似乎是一次對家鄉的告別。離他1959年考入武漢大學,走出大別山已近60年。

朱英國生長于大別山區羅田縣農村,家境貧困。小時候,朱英國曾是兒童團一員,給八路軍放過哨,還念過幾年私塾,后來砍柴、放牛、種田,每個假期是父母干農活的得力助手。在高中時一個暑假,山上松毛蟲大量繁殖,田埂上的烏桕樹發生大面積蟲害,他帶頭打藥、用火燒,全身起疙瘩,但堅持到最后,獲得當時縣鄉政府表揚,事跡上了當時的《羅田報》。

在填寫高考志愿時,朱英國連填了3個武漢大學生物學的志愿。他說,“理由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農業科學家,讓家鄉的親人和自己遠離貧困和饑餓。”

最初的夢想終于實現,朱英國考上了武漢大學,攻讀植物遺傳專業,后留校任教。在武大讀過書的很多羅田籍學生還記得,朱英國經常請他們到家里吃飯,聊家常,他對山區故土、家鄉人民懷著深情厚愛。

上世紀50年代末,在那個以跳出“農門”為榮的時代,朱英國進入令人羨慕的“龍門”；而讓人吃驚的是,接下來的50多年里,他卻沒有離開“農門”寸步,完成著一個又一個的傳奇。

長期和農村、農民、農業打交道,朱英國感覺到近年來勞動力特別緊張,種一畝田的成本不斷上漲,有些地方的田地荒蕪了。他為此思考: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是農業科學家肩負的社會責任。

“如果一個村能有一個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那么,中國農民的素質會得到基本改觀,中國農業的機械化、自動化生產和中國農村的規模化、現代化的建設就有了可能。三農問題要得到根本改善,應該從農業院校做起,從我們這些為農民服務的科學工作者做起。”

2007年4月9日在湖北枝江市問安鎮黨校舉辦水稻新品種“珞優8號”栽培技術講座時,朱英國吐露一份憂思與期盼:新一代的農民不能滿足于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有限經驗和常識,還必須學習最先進的農業科學知識。

注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堅持走產學研三位一體的道路,致力于為“三農”服務,是朱英國的執著追求。他積極參加國家級重點學科“發育生物學”、十五“211”工程重點項目“植物與動物發育生物學”、武漢大學遺傳學學科建設。2011年,朱英國帶領武漢大學研究團隊,與袁隆平院士領銜的湖南雜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設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

幾十年來,朱英國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間地頭,沐浴風雨,追逐水稻育種的春天。

2015年5月,朱院士從海南回來,由于連日奔忙,身體極度虛弱,到醫院把醫生都嚇壞了,下了病危通知書。醫生多次叮囑他,不能再到處跑了。

“保命對我沒有意義。”朱英國回答。

“大寫的人”,后繼有人

“我從大別山走到珞珈山,再從珞珈山走向五指山；從學生成為教授,再從教授成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堅實的足跡,不斷延伸著自己的奮斗和追求”

“三楚之英,珞珈之靈,育稼與民,功越神農!”

這兩天,朱英國的數十位研究生從外地趕回來,要看他最后一眼。

2013級博士生但志武得知老師離開的消息,正在鄂州水稻基地做科研。

胡駿8月6日剛到菲律賓參加一個國際水稻會議,原定12號回武漢,9日驚悉朱老師逝世消息,立即想辦法改簽航班,提前于10日深夜趕到了學校,為朱老師獻了花。

很多人都還接受不了朱老師離去的事實。

“朱老師沒有一點院士架子,在育種基地,和學生一起吃飯一起住；外出開會,接站的車子因堵車來晚了,他就和大家一起等待,不急不躁,從來不打電話催問。”

“每次朱老師請大家吃飯,剩飯剩菜都要求打包帶回,這已在團隊中形成風氣。”學生秦克周說。

本報記者4年前曾到朱院士家中采訪。

那是寒冬臘月的一個中午,走進他的家,感覺冷颼颼的,室內溫度只有10攝氏度。客廳里有一臺空調,用花布罩著。朱英國的老伴徐小梅說,除非很冷的雨雪天,冬天很少開空調。

老舊的房子里,舊式組合柜上放著一個十多年前買的彩電。家具磨損得厲害,不少地方都掉漆了。

朱院士衣著樸素,腳上一雙棉皮鞋還不到200元,是老伴3年前買的,擦上鞋油也不見光亮。他沒有買車,上下班走路,到附近的地方開會也是步行、騎車、坐公交。手機是五六年前買的,鍵盤上的數字已經不很清晰了。當時朱院士笑著對記者說:“還挺好用。”

“恩師一輩子親力親為,帶著我們做課題、下稻田,那種單純的工作氛圍讓每一個跟他共事的人永遠難忘。”楊代常說,朱英國鼓勵團隊的每一個人在田地里歷練。夏天四五十攝氏度的高溫,朱英國卷起褲腿打著赤腳在泥巴田里指導農民種植,給水稻田標號。

“他是一個大寫的人,優良的品德值得我們永遠學習。我們要在他的精神鼓舞下踏踏實實走下去,敬業不浮躁,不辜負他的厚望。”胡駿說,朱院士為人師表,品行高尚,謙卑和藹,豁達包容,每一個學生都敬重他,從他身上感受到一個科研工作者為國為民的大家情懷。

“我從大別山走到珞珈山,再從珞珈山走向五指山；從學生成為教授,再從教授成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堅實的足跡,不斷延伸著自己的奮斗和追求；每一步,都凝聚著武大的培養、團隊的協作和家庭的支持。”

朱英國的夢想是要始終走在世界水稻品種選育的最前列,緊盯“高產、優質、廣適、生態”目標,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種子,讓饑餓遠離中國。

后繼有人,“農田院士”的夢想一定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