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國院士在查看水稻長勢。　(供圖:武漢大學)

“金穗鋪滿天國之路,稻香依然廣播人間!”

“農田院士”朱英國走了,人們這樣為他祝禱送行。8月9日凌晨,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在武漢逝世,享年78歲。

世人皆曉袁隆平,又豈知朱英國堪與比肩。朱英國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先驅和我國雜交水稻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先生長期從事雜交水稻和植物遺傳研究,為我國糧食安全、雜交水稻種質創新、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人才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大別山深處走來,作為農民的兒子,朱英國對農村、農業、農民滿懷深情,為著夢想一輩子堅守“農門”,不知疲倦地奔波田間地頭,沐浴風雨,追逐水稻育種的春天,讓夢想的種子萌芽、拔節、抽穗揚花,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才永遠告別他所鐘愛的雜交水稻事業。

8月13日,朱英國遺體告別儀式在武昌舉行,武漢大學師生代表,朱英國的親屬、生前友好等500多人前往送別。

雜交水稻成就比肩袁隆平

“馬協型”和“紅蓮型”雜交水稻開創了從農家品種中獲得雄性不育資源的新領域,有效防止了單一細胞質來源可能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紅蓮”,一個美麗的名字。這是朱英國培育的雜交稻系列之一。

在雜交水稻領域,袁隆平的“野敗型”與朱英國的“紅蓮型”、日本的“包臺型”,被國際育種界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而且只有“野敗型”和“紅蓮型”在生產中大面積推廣種植,被冠以“東方魔稻”的美稱。

“紅蓮”的問世,要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1972年,朱英國和科研人員用海南島的“紅芒”野生稻作母本,與幾十個常規稻種雜交,歷經反復試驗篩選,發現其與常規稻種“蓮塘早”雜交多次的后代種質非常好,于是,“紅蓮”的名稱及其第一代誕生。這項成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一個品種可以造福一個民族。”這是朱英國專注于水稻科研從未改變的信念。

1964年,25歲的朱英國從武漢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糧食大國最緊迫的課題——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的研究。

那時,科研條件尚不健全,培育雜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試驗,是腦力勞動,更是體力勞動。要培育出穩定、成熟且能大面積推廣種植的水稻新品種,必須反復做育種試驗,而育種只能在春天進行。為了追趕農作物生長所依賴的季節,加快水稻育種科研的進度,朱英國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島的天涯海角……

1971年11月,朱英國和他的同事用1000多個套袋帶上全部種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等到上千個組合收割分類后,他們再摘下一粒粒稻谷,剝去谷殼,帶回湖北轉育。

當初在海南的日子充滿艱辛。朱英國和助手們住在當地農民家里,連電燈都沒有。科研小組不僅要在實驗田里忙,還要自己種菜,砍柴做飯。由于他們的供應關系不在當地,糧油等許多必需品無法買到,至于豬肉更是難得吃到一次。

除了生活條件的艱苦,他們還遭受著南方特有的蚊蟲毒蛇的威脅。碩大的田鼠經常把科研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斷。為了保護正在灌漿的禾苗,有很長一段時間,朱英國和同事們將鋪蓋搬到田埂邊,每天晚上拉電網、撒鼠藥、放夾子、手持長桿,夜不成眠,和田鼠激戰。

朱英國和助手們站在水田里,南國火辣辣的太陽透過草帽直往頭頂鉆,汗珠不斷線地流淌。

助手們回憶說,當年育種程序精細得不亞于繡花:蹲在稻叢間,小心翼翼地把住穗頭,剪穎、去雄、套袋、授粉、封口,為了搶時間,一套固定的程序每天得做上百個,一直到眼冒金星、肚唱空城、汗干成霜……數千個套袋和雜交組合,都得搶時間做完。

一個春天,這樣的日子有兩個月。待到4月收割時,個個稻穗去秕撿實,粒粒谷子剝殼入袋,成千上萬個組合都得分類整理,帶回武漢趕季播種。

身體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對種子的擔心。1975年4月中旬,海南島氣候反常,稻子晚熟。為趕上湖北的育種期,朱英國他們收下稻種,來不及曬干,就匆忙啟程。但是,倉促間忘了帶《病蟲害檢疫證》,湛江站禁止他們通行。

稻種已發熱,如再耽擱半天,幾年的心血就將付之東流。又累又餓又急又氣,朱英國竟昏倒過去。此情此景,令車站負責人大為感動,破例放行。

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十年來,“紅蓮”家族中多個優質高產的雜交水稻品種“紅蓮優6”“珞優8號”“珞優10號”陸續誕生。如今,“紅蓮型”雜交稻在全國及東南亞等地區推廣種植面積累計超過1億畝,不僅惠及5億中國農民,還走出國門,香飄天下。

糧食安全,正成為我國面臨的嚴峻考驗。對此,朱英國一直強調,水稻是中國的原始創新,創新是解決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出路,“對于‘紅蓮型’雜交稻來說,種質資源的創新,是最根本的創新”。

馬協,是朱英國培育的另一顆明珠。上世紀80年代,朱英國提出從農家品種中發現新的不育種質資源的設想。1984年3月,經過大海撈針,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個農家品種中發現了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比周圍矮20厘米、不育特點明顯。經過3年繁復的雜交試驗,馬尾粘細胞質雄性不育系終于成功培育出來了,它就是“馬協A”。“馬協型”雜交稻的突出特點是米質優,目前在全國推廣面積已超過2000萬畝。

水稻界專家認為,“馬協型”和“紅蓮型”雜交水稻開創了從農家品種中獲得雄性不育資源的新領域,有效防止了單一細胞質來源可能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的潛在風險,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論雜交水稻研究推廣成就,朱英國足以比肩袁隆平,但朱英國總是尊稱袁先生是雜交水稻的先驅,是中國的驕傲。從1972年開始,朱英國就認識袁隆平,相知相交幾十年,結下深厚的友誼。朱英國常常說,袁隆平的創新思路給了他很多啟發,是良師益友,非常尊敬。他說自己與袁隆平沒有可比性,因科研的重點、所處的外部環境都有很大不同,自己只是努力追趕,并盡力做出特色。

“水稻候鳥”,一年三個春天

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今年4月中旬,78歲的朱英國院士還像往年一樣,鄂州基地播種結束后,又不辭勞苦地奔赴海南基地進行研究。當時,海南的氣溫已有30攝氏度,他戴著草帽、頂著日頭,站在實驗田里,看到大面積豐收在望的景象,喜悅不已。

其實,在武漢大學里也早已有溫室實驗室,但朱英國院士始終過著“水稻候鳥”的生活,追逐著育種的春天。由于雜交品種越來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著數十年如一日的實驗。

對朱英國來說,一年要過三個春天,一年可以干兩年、三年的事。一年三個春天的“候鳥生活”,始自上世紀70年代初。

1973年,湖北省水稻三系協作組成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與雜交水稻。朱英國擔任組長,成為湖北省在雜交水稻育種研究上的領軍人物。

從此,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們便在湖北仙桃育種；秋風乍起,他們就奔赴廣西南寧；嚴冬將至,再轉戰海南島,直到次年春天,才揣著希望的種子返回湖北。

“候鳥”之旅,是艱辛之旅。一路坐火車再坐輪船,一個星期才能到達海南陵水縣,有時連座位都沒有。稻種、棉被、蚊帳,肩挑手提,每人要帶100斤甚至150斤的物資,一路站著也是常有的事。

朱英國慶幸自己這些年趕上了好時代。如今坐飛機到海口,再轉乘高鐵,半天就能到陵水。“這樣可以省下更多時間來搞科研。”

朱英國認為,“水稻是一個喜溫作物,在一定的氣溫條件下才能生長,在湖北我們一年只能種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個材料,而利用海南島的特殊氣候進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個材料,大大節約了科研時間。”

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國,更多的時候像一位農民。從事科研半個世紀,穿梭于海南、南寧、湖北三地,只要是生產季節,田間地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被譽為“農田院士”。

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朱仁山教授回憶,1992年遭遇了水稻種植的難關,在正需大量用工的時節請不到工人,為保證工作的正常進行,朱老師起早貪黑地帶頭下田參與勞動,甚至腿部被割傷,“他在田間工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腦海。”

這種候鳥般的生活,讓朱英國幾乎沒有與家人度過一個完整的春節。一直由在校園內外做臨時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才給老伴辦了社保。

“有一次,老先生自己準備了一筆錢給老伴,告訴她這是單位獎勵她工作認真的‘獎金’,其實是他表達對家人的愧疚。”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李陽生教授回憶說。

為了擴大科研,2011年起,武漢大學雜交水稻國家重點實驗室又在鄂州市杜山鎮建立實驗基地,租借東港村131畝水稻實驗田,朱英國帶領研究團隊在此進行水稻雜種優勢機理、雜交水稻種質創新與基因發掘等多項研究。

年近八旬的朱英國,仍堅持每年都到海南和鄂州基地開展研究工作,即使在與疾病斗爭的這兩年里,仍堅持下田、在實驗室埋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