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可能性。
“一帶一路”主張開放、包容。一是與當地已有合作架構兼容,盡量不另起爐灶;二是與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擠美日等域外勢力,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并不局限于沿線國家,也包括其他相關國家。項目也許在沿線國家,但標準、規則、資金、技術、人才是全球性的,比如馬六甲皇京港建設,中國公司投入三百億馬幣,美國公司也投入百億。亞投行貨幣單位用的是美元,絲路基金首席顧問是美國人。因此,美國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特朗普上臺前后,中美應該討論如何合作建設“一帶一路”的聲音在增強,比如美國在軟基礎設施(規則、標準)上的優勢與中國在硬基礎設施上的優勢結合;美國在安全體系上的優勢與中國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優勢結合,開發第三方市場等,推動各自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全球化轉型,并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中美關系轉型。
“讓美國再次強大的路取道北京。”美國的“中國通”白邦瑞2016年底在京參加盤古智庫研討會上的表態,道出了中國的份量。特朗普百日維新計劃中提出美國能源與基建法案。利用稅收減免來鼓勵公私合營與吸引私有資金的投資,并在未來10年內對基礎設施項目投入1萬億資金,項目預期將達到收支平衡。在這些方面,中國顯然比日俄更能吸引特朗普。
中美“一帶一路”合作的路徑
中美“一帶一路”合作肩負著三大使命,存在三大途徑。
一是探尋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增長之道。“一帶一路”是在全球化即美國化、西方化失勢后,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經驗與模式優勢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的結果,是中國全方位開放的結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分享中國改革發展紅利,也帶去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著力推動沿線國家間實現合作與對話,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夯實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
“一帶一路”著眼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利于引導美國投資實體經濟而不再繼續制造金融泡沫。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模型,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0.7美元的進口,其中0.35美元來自發達國家。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為其創造結構性改革空間。④2017年1月,馬云赴美與特朗普會面,談及為美國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就是以改造美國的基礎設施,使之更適合電商發展為前提的,更不用說“一帶一路”著眼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入所帶來的美國出口和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了。
二是實現全球化再平衡。傳統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區、海洋國家先發展起來,陸上國家、內地則較落后,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傳統全球化由歐洲開辟,由美國發揚光大,形成了國際秩序的“西方中心論”,導致東方從屬于西方,農村從屬于城市,陸地從屬于海洋等一系列負面效應。如今,“一帶一路”正在推動全球再平衡。“一帶一路”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蒙古等內陸國家的開發,在國際社會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同時,“一帶一路”是中國主動向西推廣中國優質產能和比較優勢產業,將使沿途、沿岸國家首先獲益,也將改變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洼地”的面貌。這就超越了歐洲人所開創的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平衡,推動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也正如此,美國有的智庫甚至主張美國選擇性地參與一些經濟走廊建設,重點防范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歐合作對美國聯盟體系的沖擊。
三是開創21世紀地區合作新模式。中國改革開放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創新,“一帶一路”作為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正在以經濟走廊理論、經濟帶理論、21世紀的國際合作理論等創新經濟發展理論、區域合作理論、全球化理論。“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超越了馬歇爾計劃、對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戰略,給21世紀的國際合作帶來了新的理念。比如,“經濟帶”概念就是對地區經濟合作模式的創新,其中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以經濟增長極輻射周邊,超越了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不同于歷史上所出現的各類“經濟區”與“經濟聯盟”,同以上兩者相比,經濟帶具有靈活性高、適用性廣以及可操作性強的特點,各國都是平等的參與者,本著自愿參與、協同推進的原則,發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正如《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所指出的:“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