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與斯密的類推模式在心理學中影響甚大，大多數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都認定我們對他人意圖、感受的理解是通過一種“快速推理”完成的。不過，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科學家首次發現了鏡像神經元，這一發現對認知神經科學、發展心理學意義重大，對我們重新認識同情現象以及交互主體性問題提供了“神經生物學的機制”。

簡單說，大腦皮層的運動前區有一個鏡像神經元系統(MNS/mirror neuron system)，它儲存了一套特定行為模式的編碼，由于這套編碼的存在，使得我們在看到他人的動作與表情時，能夠當下理解其意義而產生“切身”參與的感受。他人情緒能夠穿透旁觀者的情緒生活，在后者之中激發起相關的或相類似的體驗。這些現象不僅為掃描腦部神經活動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所觀察到，也為掃描面部表情的肌電圖(electromyography)技術所印證。一個人的運動、知覺、情緒狀態會激活看到這種狀態的另外一個人的相應的表象與神經過程，這種對他人行動的內運動的模仿(inner motor simulations)對于切身理解他人的行動是至關重要的，它為我們無須任何反思性思考而直接理解他人行動的意義提供了一個“共享的狀態”。例如，當我們觀察到他人的行動時，我們自己的相應的運動系統也被激活了，仿佛是我們自己在執行同一動作一樣。又如，看到別人聞到難聞的氣味皺起眉頭的厭惡表情，我們自己腦島之中的鏡像神經元也被激活了，就如同與我們親自聞到難聞氣味感到厭惡時一樣。(34)看到他人打哈欠會引發自己打哈欠，這是情緒感染的經典例證，現在研究人員發現，即便是看到打哈欠的字眼，或者聽到打哈欠的字眼，大腦的鏡像神經元區域都會有所激活?！妒勒f新語》之中的口渴的軍人聽到曹操說起甘酸的梅子，皆出口水，現在終于得到了腦神經科學的背書。

就理解他人痛苦而論，由于“疼痛鏡像神經元”(pain mirror neurons)的作用，在看到他人痛苦之際，自會激活我自己的某些神經結構，這些神經結構跟在自己痛苦體驗時發生活動的神經結構大多是重疊在一起的。這就意味著在感知到他人痛苦的時候，我不僅意識到他人的痛苦，而且也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疼痛體驗可以沿著以下兩個現象學軸加以描述：(1)感受識別向度(the sensory-discriminative dimension)，包括疼痛的空間延展(何處痛癢)、時間延續(何時痛癢)以及強度性質(痛癢程度)。(2)情感-動機向度(the affective-motivational dimension)，包括刺激物的不快以及它所引起的行為與自動的反應。(35)派特(PET/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與功能核共振成像均證明在疼痛體驗之中存在一個被稱為“疼痛基質”(pain matrix)的復雜神經網絡。疼痛的感覺與情感因子是在這個疼痛基質的兩個獨立的結點(nodes)得到編碼的，即感覺運動結與情感結。疼痛基質的感覺運動結包括首級與次級軀體感覺區(Somatosensory cortices)、感覺運動結構如小腦(the cerebellum)、皮質運動前區以及運動區。疼痛基質的情感結至少包括前扣帶回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the ACC)與島葉區域(insular regions)。肌體的疼痛體驗從針刺到幻痛(phantom pain)在疼痛基質的不同結上均有反映。人類的痛苦體驗絕不限于肌體損傷層面，不過，神經影像學的研究表明心理疾痛乃至社會痛苦(social pain)，其背后的神經回路與加工過程與肌體痛苦的機制大多也是交疊在一起的。例如，肌體感受到疼痛刺激時活躍的前扣帶皮層部分在社會傷害的體驗時亦被激活。在聽讓人感傷的音樂或故事的過程之中，前扣帶皮層部分活動的信號明顯加強了。(36)甚至讀一系列有關疼痛含義的詞語(如“折磨”、“痙攣”和“痛苦”)都會激活人腦中處理疼痛反應的區域，盡管沒有即時的生理反應出現。王陽明“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看來確實是切身之感受。“正是由于我們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情，即設身處地地想象受難者的痛苦，我們才能設想受難者的感受或者受難者感受的影響。當我們看到對準另一個人的腿或手臂的一擊將要落下來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縮回自己的腿或手臂；當這一擊真的落下來時，我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感覺到它，并像受難者那樣受到傷害。”(37)亞當·斯密觀察到的這一現象完全得到了鏡像神經元理論的支持。有研究者對看到夾在車門的手指圖像的受試者、看到被針刺手指的圖像的受試者的大腦進行功能核共振成像掃描，發現他們與疼痛相關的前腦島與前扣帶皮層均被激活了。

自家疼痛與看到他者疼痛之際，大腦前扣帶回皮層均會被激活，不過自家疼痛激活的是與尾側與前側相關的區域，而他者疼痛更多激活的是頭端區域中的兩個不同的簇(clusters)，因此對他人疼痛的同感不會導向自我與他人表象的完全融合。(38)而如果要求受試者將觀察到受痛苦刺激的圖像(如夾在門縫中的手，或受到電擊的身體某個部位)想象為親人或朋友的圖像，則其疼痛基質所激活的強度明顯增加。這可以被視為是疼痛同感也具有社會親緣性的一面。鏡像神經元的這種工作機制構成了我們社會性大腦以及我們理解、與他人同感的能力的基本特征。由于鏡像神經元的發現，很多學者認為同感(empathy)是直接在體驗之中理解他人感情與內狀態的能力，它就深深扎根于我們活生生的身體體驗之中，正是這種體驗讓我能夠直接將他人確認為同類。(39)

疼痛鏡像神經元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重新理解惻隱之心提供了新的契機，對他人痛苦之“感同身受”看來是有其神經學的生理基礎之支持的。有了這個發現，儒家“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怛”這一萬物一體的生命情懷不應再被僅僅視為某種神秘體驗，某種意識營造的精神境界，它還是扎根于身體之中、擁有某種生理-心理基礎的活生生的體驗。

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人類生命的體驗都不應簡單地歸結為生理活動的層面，就像愛情不應被化約為(reduced to)一系列腎上腺素、荷爾蒙指標、多巴胺與內啡肽一樣，儒家對他者生命一體相關的情懷也不應被化約為疼痛鏡像神經元一系列激活狀態。其實對于儒家修身之生存體驗而言，良知之呈現，實在不需要什么科學發現來“背書”。需要指出的是，疼痛鏡像神經元只是吾人感受他者痛癢之神經基礎，在現實生活之中這一基礎是透過個體的生活體驗、價值認同、理性認識方發揮作用。例如只有吃過梅子的人，聽到梅子二字才能出口水，筆者兒時學到望梅止渴成語，因北方山村并無梅樹，亦從不曾見過梅子，故總不解其義，循循善誘的老師說，你想象吃山楂吧。再如，對鳥獸生命之感通必以對鳥獸之“性命之常”有所認知方能落入實處，《莊子·至樂》中的魯后見到海鳥止于魯郊，“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這個故事說明，所謂感同身受，必先要了解他者的真實感受，不然難免盲目。又如，見到一位無辜者被槍殺，吾人情不自禁會傷心痛苦，但如在電影的結尾看到一位十惡不赦的壞蛋被擊斃，心中則又有正義終得伸張之快意。

更為重要的是，雖然鏡像神經元作為“同感”的生理基礎，為感通身受、設身處地這些道德詞匯背后所涉及的生理與心理機制提供了某種說明與解釋，但是理解他人情感、感受的“同感”與帶有關愛動機的“同情”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能否在鏡像神經元層面上得到有效的解釋，至今還是一個問題。(40)單純的“同感”只涉及對他者疼痛的一種“理解”、“辨認”與“領會”，而不涉及對他者福祉的關心。施虐狂也不乏“同感”(他在受虐者身上分明辨認出疼痛)，他缺乏的只是“同情”(反而，他以看到受虐者的痛苦為快樂)。在幸災樂禍之中，在看客的行為之中，都可以見到“同感”：在對可憐之人的痛苦之比較之中，意識到自己的安然無恙而生幸災樂禍的心理，在交通事故的現場、災難發生地、刑場，總不乏貪婪的觀眾，不乏魯迅所描述的頸項伸得像鴨子一樣長的看客，中西文化，概莫例外。(41)這些看客有的只是“同感”與“好奇”，當然首先是同感，沒有對他者痛苦的辨認，他們也就不會有什么好奇了。這也說明，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并不能簡單地與西方心理學之中的“同感”甚或“同情”劃等號，依哈特曼“同情在任何情況下都無須迫切地進行實踐活動”，(42)而自孟子以降儒家對惻隱之心的描述都跟“一體不容已”的道德關心與實踐活動聯系在一起。毋寧說，惻隱之心就是道德實踐的起點。

綜上所述，儒者仁說之中“疾痛切身”的體驗，可以說已經得到腦神經科學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支持只是說明吾人對他者之痛的感受有其生理學、腦神經科學之基礎，但惻隱之心不應化約為疼痛鏡像神經元，由惻隱之心而挺立一道德之主體取決于個己的志愿與努力，是儒家修身工夫所系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