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包容成為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征

近年來，國際格局在整體上更加富有可調整性和兼容性，尤其是新產生的體系和機制更加具有超越性、開放性和包容性，通過對抗和武裝沖突挑戰、顛覆現有國際秩序與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為降低。

殖民時代，原有的國際體系和機制大都帶有一定的封閉性與排他性，難以包容和兼容新的力量和體系。一戰后成立的國際聯盟，英、法、意、日為行政院常務理事國。美國雖然是國際聯盟的發起國，卻因受到國內孤立主義的牽制而退出，蘇俄和德國則被排除在國際聯盟之外。到20世紀30年代，美、蘇、德三國的經濟實力分別占世界前三位，由綜合國力較弱的英、法等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明顯難以為繼，隨著《蘇德秘密條約》的簽署，旨在顛覆既有國際秩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事實上成為必然。二戰爆發之前，在全球范圍內曾先后構建過兩個最為重要的國際體系：維也納體系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前者開啟了用會議解決國際爭端的先河，后者由一戰的戰勝國所締結的凡爾賽和約、四國條約、五國條約、九國公約等組成。為“促進國際合作，保證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凡爾賽會議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對全球國際事務具有重大影響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聯盟。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在發覺這些體系、機制和組織都難以滿足自己的利益訴求時，立即點燃戰火，使這些約定和體系徒具形式并最終灰飛煙滅。

在新型國際關系建構時期，情況在發生根本變化。冷戰結束以來，對于現有守成大國和國際體系而言，幾乎所有崛起的大國都是跟進者、參與者，而非挑戰者、顛覆者。?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國，大都力爭通過遵守和利用現有國際秩序和規則發展自己。這些國家高度重視對外經濟關系，不斷增大自身與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政治互信。秦亞青等學者指出：“20國集團是保障國際秩序的需要,因為保證原有大國和新興大國的合作意味著保證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金磚國家不尋求挑戰現有秩序,而是試圖維護并改善現有秩序；不尋求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而是均以對美關系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不尋求以制衡原則結盟對抗原有大國,而是通過談判方式達成合作結果。”21印度和巴西力爭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2012年8月，在經歷了18年的漫長談判后，俄羅斯終于如愿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不以挑戰和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為前提的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選擇融入現有的國際秩序，尊重現行的原則、規范，這也從另一個側面促進了國際體系的可調整性和兼容性。“中國主張對國際秩序和體系進行改革，但這種改革不是推倒重來，也非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22

近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維持和建立各種全球性、地區性國際機制，為相互合作提供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平臺，在世界范圍內使自身成為國際秩序變革的重要動力來源。“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即“亞投行”，就是中國為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而創設的新的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是中國和相關國家共同致力于打造的一個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力圖在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亞投行”是中國首次以發起人和規則制定者的身份倡導組建的多邊金融機構，突出開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點，目的不是削弱、挑戰和替代既有多邊金融機構，而是與這些機構互補共進、協調發展。

“一帶一路”不設門檻、不附加政治要求，凡是有意認可、支持這一倡議的國家都可以參與，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平等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共同商量、共同建設、共同受益”。截至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其中。“亞投行”同樣秉持開放性原則，創建伊始就允許所有國家獲得股權成員國，包括創始成員國身份，不僅歡迎亞洲區內國家和地區參與，也歡迎亞洲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及區域性、國際性組織參與；既允許同一陣營國家加入，也允許不同陣營乃至對立的國家加入。迄今，加入“亞投行”行列的既有西方七國集團中的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也有金磚國家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更有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既有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也有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分歧的國家。

中國通過加強創新與結構性改革，在打造更加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方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