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發現，群體之間的沖突，特別是伴隨著持續暴力的群體沖突，會使得他們對彼此的消極認知變得越來越極端，極端到甚至把敵方非人格化。例如，很多極右翼分子不承認穆斯林移民應該享有平等的居住權、工作權和社會福利，甚至許多穆斯林覺得“自己處于一種被懷疑參與恐怖活動的大環境中，像是二等公民”。與之相應，穆斯林極端分子則認為歐洲的白人作為異教徒不配享有生命權。在極右翼政黨的動員下，很多歐洲民眾認為穆斯林社群無法接納西方價值觀，而且支持“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隨著恐怖襲擊事件頻發，歐洲社會主流民眾與穆斯林移民之間的不信任感倍增，使得歐洲在族群關系上更為緊張。政府移民政策和媒體放大沖突的消極效應，也加深了少數族裔和主流社會之間的對立。

歐盟在2010年的一份報告指出：穆斯林群體通常在人口擁擠的貧民區居住，失業率高，例如法國穆斯林的失業率超過非穆斯林群體失業率的4倍。在移民融合過程中，對于移民影響最大的就是就業問題。在就業市場上，就業技能水平整體較低的有色種族移民本已處于弱勢地位，而政府和工會組織在政策上也采取放任和排斥的態度，因此有色種族的移民往往是最后被雇傭和最先被解聘的對象。移民在就業、教育、住房和福利等各方面經常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容易走向極端化。

歐洲不少媒體刻意的、有選擇性的片面報道，給穆斯林帶來了相當的負面影響。他們在報道中夸大穆斯林對當地社會的危害，例如失業率上升、犯罪率上升、增加財政和社會負擔等，煽動反穆斯林的情緒，而少有關于穆斯林歷史、文化的客觀報道。同時，歐洲媒體屢次對伊斯蘭教表示戲謔的態度。例如，2005年9月30日，丹麥報紙《日爾蘭郵報》刊登了一組12幅諷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漫畫，引起伊斯蘭世界的強烈不滿。媒體這樣的報道不僅僅加劇了主流社會和穆斯林之間“我們”和“他們”之分，也潛移默化地傳達了“我們”必須要改造“他們”的信息。對于穆斯林群體來說，他們并沒有太多機會在主流媒體上發聲，媒體對穆斯林群體的一些帶有偏見的報道和消極評論加劇了穆斯林群體的社會邊緣化，無形中強化了他們對本群體的文化歸屬和身份認同，這為極端化創造了條件。

隨著入境移民數量的增加，社會上的排斥心理也隨之增強。以包容力強見稱的荷蘭，近年來亦對于不同種族和文化差異的移民表現出一種拒絕接納和要求對其進行同化的趨向。從英國的一次民意調查可以發現，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應鼓勵白人移民，限制有色種族的移民，因為后者消耗了社會服務資源，帶來了疾病、骯臟不堪，引起就業競爭。

一些極右翼勢力也趁勢而動，2008年以來，歐州發生了上百起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歧視暴力事件，包括暴力騷亂、沖擊清真寺和侮辱襲擊。2009年至2010年間，英國從法西斯組織英國國民黨（BNP）在政治上的合法化，到如英格蘭防衛聯盟（EDL）等草根階層抗議組織的誕生，極右力量從地下轉為公開。英格蘭防衛聯盟等極端分子從小規模、少數人以及缺乏組織的暴力犯罪，迅速發展為參與人數上千，組織嚴密、帶恐怖性質的經常性的抗議暴亂。2016年法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法國境內反穆斯林犯罪事件達到429起，較2014年的133起激增了兩倍；而且仇恨恐嚇或犯罪行為顯著增加約22%，達2034起。尤其在《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針對穆斯林的犯罪案件達至高峰。

德國的“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簡稱“佩吉達”，Pegida）是新近崛起的極右翼社會運動的代表。在《查理周刊》事件發生后，“佩吉達”呼吁在全歐洲范圍內進行抗議活動，在德國城市萊比錫，“佩吉達”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嚴重對立，德國警方從全國調動四千名警察阻止雙方互斗。目前，“佩吉達”的影響力已經超越國界，在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歐洲國家形成一定規模，也計劃組織與德國類似的反移民活動。在西班牙，右翼政黨民主國民黨的領導人曼紐爾·坎杜拉（Manuel Canduela）在社交網站上聲援“佩吉達”號召實行“驅逐政策”，稱“歐洲是屬于歐洲人的”。

2015年，德國接收了約110萬難民。大量難民的涌入導致國內治安事件層出不窮，激發了主流德國民眾“向右走”的態勢，而老牌極右翼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PD）也在多年的持續衰落后逐漸恢復了元氣。民調結果顯示，支持反移民政策的“德國選擇黨”支持率已升至近10%。難民大規模涌入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同情移民的主流民意迅速轉化為對德國難民政策的批評和對難民的恐懼，繼而開始向右翼極端化和保守化傾斜，而德國選擇黨、“佩吉達”和國家民主黨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排外、仇外民眾的精神寄托。

極化背景下的歐洲政治

在左翼激進化與右翼極端化的社會氛圍下，新崛起的小黨或邊緣性政黨嚴重地沖擊著傳統的政局，主流政黨左右遭受夾擊。首先，多國政府出現非正常政府更迭，政府難產導致選舉頻繁發生，聯合政府成為新常態。2009年以來，歐盟內先后有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近半國家發生政府更迭。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面臨國內外壓力黯然下臺，意大利政壇不倒翁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被迫辭職，具有小拿破侖之稱的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壯志未酬，痛失2012年蟬聯總統的機會。從2009年到2015年希臘因組建政府困難而先后舉行四次選舉，最終左翼激進聯盟脫穎而出。2015年12月與2016年6月，西班牙連續舉行兩次選舉，因無一政黨獲得議會多數，直到10月底才勉強組建一屆脆弱政府，出現了長達10個多月的無政府局面，新崛起的左翼選舉聯盟“我們能”位居第三，對傳統政黨格局造成嚴重沖擊。2010年6月～2011年12月，比利時大選后因北部荷蘭語政黨與南部法語政黨無法就國家政體改革達成一致，新一屆聯邦政府遲遲未能成立，創造了541天無正式政府的世界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