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及社會的右翼極端化
激進左翼崛起時，激進右翼或極端民粹主義政黨也在席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重創了歐盟的經濟，極右翼政黨緊緊抓住經濟議題和穆斯林移民問題，在歐洲政壇上競選頻頻得勢，正以星火燎原之勢從北歐蔓延到南歐。如表2所示，從國家層面上，法國的國民陣線已經成為法國第三大政黨，形成左翼、右翼、極右三足鼎立之勢。比利時的弗拉芒集團和波蘭的新右派國會黨都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意大利五星運動?、荷蘭自由黨、丹麥人民黨、奧地利自由黨、真芬蘭人黨、匈牙利約比克黨、希臘金色黎明黨都成為議會中的第三大黨。
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極右翼政黨崛起勢頭明顯。?反歐政黨尤其是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取得歷史性突破，支持率在多個國家位居前列，中右翼政黨丟失的席位為極右翼政黨獲得。雖然極右翼政黨彼此差別較大，意識形態和政策訴求也不相同，在歐洲議會影響有限，但是極右政黨的真正威脅不在歐洲議會，而在于對各國國內政治的影響。同時，極右翼政黨也可能間接地導致歐盟政策制定更加困難，因為成員國政黨和政府可能會調整政策，以更接近某些極右翼政黨的訴求。
極右翼政黨一般崇尚傳統主義與保守主義，反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所倡導的基本價值觀，強調民眾意志的終極作用，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與反移民傾向，其意識形態構成中具有民族主義、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等核心要素。?歐洲極右翼政黨則同時還具有明顯的反歐盟特點，指責歐盟阻礙民族國家通向“世界政府”，主張退出歐盟或歐元區。
極右翼政黨敢于打破主流政黨達成的政治禁忌，在退出歐盟、移民失控等問題上煽動“伊斯蘭恐懼癥”和歐洲懷疑主義情緒。通過宣揚分裂主義、民族保護主義等極端化思想，夸大不同種族、國家和地區的差異，認為所有與自身不同的其他種族或社會文化群體都會對本群體的文化認同和價值構成威脅。如艾博齊塔和麥克唐納提到，“極右翼的幽靈之所以在歐洲徘徊，是因為它們巧妙地把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發的就業壓力、安全擔憂以及種族、文化危機，特別是身份認同的焦慮與民眾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聯結起來，從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富有強烈極端化色彩的民主斗爭”。?
以2015年以來多起嚴重恐怖襲擊的發生地法國為例，極右翼勢力的主要政治旗號之一是“保衛傳統文化，排斥外來移民文化”。長期以來，法國都存在著不容小覷的極右翼排外勢力，國民陣線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它集中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反對外來移民和敵視現有政治制度等特點。從成立之初，國民陣線就高度重視移民問題，創黨領袖讓·瑪麗·勒龐1978年在《世界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反對移民”的文章，稱國民陣線將成為“一個積極反對外來移民的政治組織”，?其選舉活動都是以此為基礎。近年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則給了他們絕佳的擴大影響的機會。國民陣線現任黨魁馬琳娜·勒龐在《查理周刊》事件后頻出驚人言論，主張法國采取新的措施來應對迅速擴散的恐怖主義，包括切斷一些激進的寺廟和宗教協會的經濟來源，并對安全機構提供更多資金，甚至呼吁要恢復死刑。巴黎2015年11月13日發生多起恐襲之后，勒龐又稱：“法國和法國人已經不再安全，而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法國應該分清敵我，一切與極端伊斯蘭勢力保持良好關系、與恐怖組織曖昧不清、與恐怖分子一道打擊我們盟友的人都是敵人。”她呼吁關閉受極端主義影響的清真寺，驅逐境內傳播反法思想的外國人，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思想，煽動法國人的排外情緒。
近年來，在歐洲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引發了“伊斯蘭恐懼癥”，很多極右政黨及極右翼分子利用恐怖襲擊給民眾帶來的恐慌，給穆斯林群體貼上危險、懶惰的標簽，認為其難以融入歐洲社會，應該限制和驅逐。正是不同群體在極端化中、思想層面上對彼此的認知偏見，使誤解和分歧難以彌合，沖突難以調解。就在《查理周刊》遭襲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參加的“反對伊斯蘭化”游行。慘案發生后短短幾天，法國發生了十幾起針對清真寺的襲擊。
史志欽圖
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歐洲不同族群矛盾累積的表現。把極右翼政黨送入政府、參與極右翼政黨和極端組織發動的街頭暴力、發動瘋狂的個人報復社會等，成為部分普通大眾宣泄長久積累的不滿、憤怒和反抗情緒的渠道。下圖是貝倫貝格銀行2015年9月發布的一組調查數據，從支持率來看，歐洲很多國家的極右翼政黨都已經擁有了顯著的民眾支持度。?
伴隨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是歐洲社會與民眾思想和情緒的極端化。20世紀50年代大批移民到歐洲成為勞動力，但由于文化差異、社會結構等問題，移民人口逐步發展為歐洲各國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尤其是人數眾多的穆斯林移民群體，對所在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帶來了早先預料不到的巨大挑戰。弗里施曾歸納歐洲移民沖突為：“我們召喚的是勞動力，但來的是人。”?進入二十一世紀，雖然排外主義的表現形式不如二十世紀那樣激烈，但歐洲很多國家依舊在經濟、文化、種族、血統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把外來移民看作是一種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