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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一個國民經濟從下行扭轉為上行的框架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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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在G20會議上提出,要通過壯士斷腕力度的改革,實現和保證未來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那么,怎么部署改革,才能使其能夠推動國民經濟增長從下行扭轉為上行呢?我們提出了一個思路和框架性方案,這里進行一個概述性的介紹。

我們在理療目前的國民經濟體時,最為忌諱的是,整治方案沒有先解決表癥的引子部分,沒有除疾的重藥或者大手術,沒有打通經絡的理療,沒有長期固本的重點藥方,沒有經濟體與外部關系中的堵漏、回流治療思路。整治過程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輕重不分,主次顛倒、方案碎片化,沒有邏輯,相互之間不相協同配合,甚至互相矛盾和抵消,或者舉措落實不下去。如果這樣的整治,那么,結果可能是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和深度下行,在基礎還可以的狀況下,喪失增強其動能,啟動新一輪中高速增長的寶貴機遇期。

因此,需要有這樣一個整體的思路:降成本,實施與之有關的配套改革,以休養生息;選擇和進行突破性改革,下重藥和施大術,以發力啟動新一輪J型增長;進行創新、創業、生育體制改革,孕育顛覆性技術、保持民間活力、恢復人口元氣,支撐經濟增長速度,并儲備2025和2036年兩次J型增長的動力;進行一些體系性改革,有進有退,有棄有爭,以盤活要素和資源,激發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進行一些領域開放性改革,以開放教育、醫療服務業,拓展通用航空、未利用土地改造、生態環境資源等促進經濟增長的準入新領域,擴大民間社會事務領域;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為中心,調整對外經濟開放戰略。

1、實體經濟的解表生息和休養恢復

企業休養生息的政策和改革,已經不能再后拖和延誤,否則,實體經濟將全面崩塌。應當盡快實施以下降低企業成本的經濟政策和配套的體制改革。

一是要推出組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過GDP的30%,減低增值稅稅率兩個百分點,社保綜合費率降低到30%,小規模納稅人起征點從目前的月3萬元人民幣提高到10萬元,廢止一切除稅收和社會保險金以外的行政收費項目,土地出讓金改革為房地產稅,企業用地可以以土地財產權所有者入股的方式降低投資進入的土地成本,政府的各類罰款要公開透明和接受社會監督。

而需要需求側的財政和貨幣相配合:在政府因實行上述休養生息經濟政策時,會發生減少收入和需要擴大支出的兩難。因此,相機決策,擴大財政赤字和借債,加以平衡。實施結構性的貨幣政策,提高房貸利率,降低實體經濟利率;在財政政策上,開征房地產稅。以抑制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引導其流入實體經濟,并且避免實體經濟資金流向房地產領域。

二是必須進行降成本配套性體制改革。

降低融資高成本的關鍵性配套改革在于:放開民營小銀行的準入開放、純粹民營、限制規模、服務社區和創業、分級監管、每級監管責權一致;廢除民間貸款利率高于銀行貸款利率4倍合理的司法解釋,消除高利貸實際上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實現對中小微企業按照“熟人社會、信息對稱、決策鏈短、固定成本低”的內在機制性規則能夠貸款。

降低運輸高成本關鍵性的配套改革:(1)加大投入,選擇最好的技術和技術路線,盡快實現交通的信息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減少關卡和收費等設施,提高管理效率,減少各方面管理和服務人員,降低成本;(2)運輸行政和安全管理,所有經費由財政全額撥款,廢除收費與罰款與公務掛勾的潛規則,罰款多少,與運政和交警的撥款無關,超車、超載和其他違章由智能系統自動抓拍,直接電子支付轉帳扣繳國庫;(3)由于高速公路及橋涵運營的自然壟斷性和國有性質,其運營成本法與收益,法定由第三方審計,社會聽證,向全社會公開,聽取民眾意見,實現對其道德風險和內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3)法定收費性高速公路及橋涵交通與非收費性等級公路橋涵,包括退出收費的高速公路橋涵等交通的合理比例,并不得以不斷維修免費公路交通而維持高速公路及橋涵的收益;(4)國務院協調港口、鐵路、航空、水運、公路各管理部門,限時強令各方面協調統一集裝箱標準,降低運輸周轉卸載費用。

降低能源高成本關鍵性的配套體制改革:(1)進行油氣、電力和電網企業的合并重組改革,方向是拆分和強化市場競爭的改革;(2)合理確定電網輸電服務價,加快用電方與發電方的直接銷售;減少油氣的行政定價和行政干預,與國際市場接軌,放開由市場調節;(3)法定由第三方審計,社會聽證,向全社會公開,聽取民眾意見,實現對其道德風險和內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4)在油氣國際價格較低的情況下,不對國內油氣企業進行價格保護,減少和壓縮其產能;切實推進油氣、發電和電網等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資本和股權結構社會化,治理結構現代公司化,層級扁平化,經理層市場化,消化冗員,降低體制成本,通過破產重整銷售等方式除去僵尸企業,消除高成本的生產企業數量。

降低房地高成本關鍵性的配套性體制改革為:(1)廢除建設用地必須由集體土地征用為國有的規定,讓集體土地直接進入建設用地市場,同地同價;(2)改革土地必須由地方政府行政寡頭拍賣的體制,在用途管制和合理規劃的條件下,房地使用財產權所有者向土地市場交易中心平臺提交出售租賃等信息,需要者提交購買和承租信息,由交易平臺進行撮合;或者由供給方與需求方,根據土地用途和市場行情,協議交易;(3)廢除土地地方政府征用和招拍掛體制后,通過房地產稅的開征,替代出讓金來源,形成縣市級政府60%的收入來源。也即通過增加集體土地進入市場的競爭,改變行政寡頭壟斷格局,釜底抽薪,從根本上降低實體經濟土地和租金和居民購房租房的高成本。

降低高稅費成本的根本的配套性體制改革:要有執政成本意識,控制和降低已經很高的國家治理成本,以減輕經濟基礎的沉重負擔。(1)各級政府年度一般性財政預算、社保基金預算、國有資產預算、其他基金預算、建設項目和發債預算,均向人大提交詳細的報告,壓縮其他會議時間,延長預算辯論延長時間;(2)除非涉及到極其保密的預算外,各級政府所有預算均公開發出,做到上網能查看得到,書店能購買得到,并接受公民的詢問、質疑和解答;(3)機構編制的設立和增減,與財政預算聯動,沒有通過的預算,任何人不得違法增加財政供養機構和人員。

2、產權改革為重啟動J型增長

20世紀1978年后30多年來,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紀末后期中國先后三次經濟增長下行,將其翻轉到上行,并實現J型增長,是黨和國家經濟工作重心轉變、農村聯產承包,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允許外資進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強大的突破性改革啟動的。

這次如果推動國民經濟增長上行,實現中高速經濟增長,還不可能由顛覆性創新和產業革命啟動。中國第四次技術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即使時間更加縮短,至少可能也需要10左右時間。這次產業暴發式革命,需要一組、多個、交叉、復合,互為影響和配套的顛覆性技術出現。這可能不是10年內能夠完成的任務。

新的J型增長,也不可能由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在經濟主力人口收縮的情況下,量化寬松貨幣和財政擴張政策的刺激,有時不起作用,主要是因為以經濟主力人口為基礎的消費總需求在萎縮。特別是由于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制造業全面過剩,即使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流入現有的實體經濟領域也較困難。

中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由推動開放來啟動。與過去中國資金、產業、游客等大進的對外開放不一樣的是,現在中國開放中流出的資金大于流入的規模,從外部吸引產業進入中國變成了中國向外轉移產業,而且旅游、教育、醫療健康等服務貿易進出存在著巨大的逆差。

經濟再次上行,也不可能由一般性的改革,一般性的創新創業,鼓勵生育等引發。如有的如國企業改革一個單項,沒有突破性力量,甚至還要去產能,出安置成本;有的有技術應用、投資和就業等對經濟增長有支撐性功能,但是,也起不到千斤頂起的作用;有的如鼓勵生育,雖然逐步地恢復消費需求,對我們2036年時再迎來一波中高速增長非常關鍵,但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想推動中高經濟增長,如不采取重大的舉措,由經濟周期的自然波動,等來自然新的J型增長的可能性也不大。主要是由于過去對于人口生育的控制時間過長,力度過大,導致未來經濟主力人口不斷地收縮,并且老年化程度會越來越嚴重。人口問題導致的經濟增長下拽力量大于國民經濟增長自然周期性恢復的動能。

因而,如果要重新啟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只有一個選項,即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1)這項突破性的改革,政府無成本,無涉及利益受損的阻力,受到全體人民的贊同,與前三次突破性改革一樣的是,遇到的可能是只是意識形態的上的阻力;(2)這項改革,可以使持有資金、技術、經營能力的投資創業者,對未來的經濟安全、市場前景、經濟盈利等有一個可靠的預期;(3)它可以使資金、勞動力、技術、經營管理等要素,向這種改革起作用的國內各經濟領域大規模流入,形成投資需求和新的生產能力;(4)在對外的經濟循環中,它可以增強國民經濟本體對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和營養的吸引和吸收能力,改善各種國民經濟增長要素過度外流造成的經濟下行癥狀;(5)它可以在各個方面和多個領域,調動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通過投資、創新、創業、創造和就業,形成較多的新的GDP,創造更多的國民財富;(6)這項改革,可以通過在創業和就業創造財富的同時分配財富,實現收入支配的需求與擴大供給的財富相平衡;并且使低收入階層向上流,中產階層規模擴大,減少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在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用積極的方式實現共同富裕。

那么,這項突破性改革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牽一發而能帶動全身的改革。我認為是財產權明晰、使用財產權永佃、司法確保私人財產安全。(1)個人創新要得到承認,集體和單位創新成果,知識產權要盡可能分解到創新者個人,以激勵發明新的專利技術,形成技術—產權—財富行為動機,給不斷的技術進步,特別是顛覆性技術的發生一個產權激勵的土壤;(2)所有的農村和城郊集體性質的庭院、耕地、林地等,以及城鎮中國有性質土地的院落和住宅,在最終城鎮土地國有、國有農場林場等土地國有、農村和城郊土地集體所有等最終所有制度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明確使用者的使用財產權,也即用益物權,確權發證;(3)無論是知識產權,還是與土地有關的永佃使用財產權,都要承認其有出租、出售、入股、抵押、繼承等市場經濟中資產的所有特征;(4)知識產權和不動產等,在市場上較為平等和競爭地進行交易,特別是廢除政府行政寡頭壟斷的土地交易方式,政府征用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也必須按照市價征收;(5)廢除土地財產使用的有限年期制,國有和集體土地,實行承租人永佃制,除非公共利益,國家不得強制征用和收回屬于個人和法人的永佃使用權土地;(6)最嚴格保護私人產權的司法等體制,知識產權不得仿冒和侵犯,懲罰使其傾家蕩產,罰沒收入應當大部分歸知識產權人所有;除了防止欺詐、貪污、偷盜、破壞等這樣侵害私人產權的以外,特別要最嚴格的司法防止公權力對私人財產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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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易恒]
標簽: 周天勇   框架性   上行   國民經濟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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