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文化治理的實施路徑

走自治和法治結合的道路

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法治”觀念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人心，而“自治”制度也沒有發展成熟，缺乏有效的治理是網絡文化問題不斷放大的原因。盡管文化治理的核心是多主體、民主化，弱化政府管理，強調市場協調、人民自治，但這一切都要以完善的法律體系為前提。設立關于互聯網文化的基本法，是互聯網文化發展的保障性要求，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以基本法為核心，在相關政策的制定和監管過程中才能夠做到有法可依，進而逐步構建完整的法律體系。面對復雜多變的互聯網環境，單純依靠法律和一些普適性的政策進行監管存在嚴重的監管滯后問題。對此，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中，應該做到整體性政策和針對性政策、統一性政策和差異性政策、長期性政策和階段性政策的協調配合，賦予政策一定的自主空間，這有助于處理一些突發性、新生性的互聯網文化問題。在監管的基層，更要建立靈活的規章制度，這既是切實可行的管理規范，也是執行管理工作的必要保障，更是法制體系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 “法治”建設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個人和社會組織的“自治”職能，二者協調互動，互聯網文化的健康發展才能水到渠成。

政府從主管轉變為主導

互聯網促進了文化領域的開放和共享，但伴隨開放共享而產生互聯網文化問題也侵蝕著我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對于互聯網文化的管理有利于和諧的文化氛圍的形成，但也存在阻礙創新發展的問題。面對互聯網文化治理中是管理還是開放的問題，應該認識到無論管理還是開放其宗旨都是實現互聯網文化的健康發展，這也正是互聯網文化治理的目標和要求。如此，管理和開放就不是矛盾對立的關系，而是共同服務于保障文化安全和實現建設文化強國戰略目標的不同手段。在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根據不同階段不同要求適當地調整管理和開放的程度，做到“該管管、該放放”。

治理的本質是權力的引導而非管制，對于互聯網文化治理更應如此。首先，監管和立法的滯后使其跟不上互聯網技術和形態的發展變化，使得管理本身就難以實現；其次，對于網絡謠言、網絡道德等軟性問題，強制性的管理難以實現良好的疏解效果，反而容易造成“抽刀斷水水更流”的局面；第三，條塊分割帶來的管理職責不明的問題，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已嚴重制約我國文化市場的健康發展；第四，在全球治理之中，強制性的官方話語反而不如非官方組織或個人，后者更能起到良好的傳播效果。所以，對于互聯網文化治理，政府應當將自己從紛繁復雜的管理工作中釋放出來，站在國家文化發展的全局高度，更客觀地為市場體系的建設服務，發揮主導作用推動企業、行業組織、公民等民間自治力量參與互聯網文化治理。

建立健全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

互聯網文化治理是一個由多部門協調分工合作的系統工程，政府除了對管理體制機制進行創新之外，還應當制定適當的獎懲機制和保障措施，推進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的自發有序運行，提升市場和社會力量參與文化治理的自覺性。建立健全互聯網文化市場體系，首先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建立公平的文化市場競爭環境和完備的市場服務體系，為自由市場創造條件，也為市場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做好隨時服務的準備。在此基礎上，將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給市場，讓文化產品的價值通過市場供需自我調節。在一個良好運行的市場機制中，市場會在資源的配置上實現優勝劣汰，負面消極的內容是不可能在長期均衡中占據主流的；市場還能在行業秩序上進行規范，對于伴隨互聯網創新而生的產權問題、利益問題能夠及時有效地通過博弈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還可以通過市場的手段解決一些政府難以處理的問題，在制度上具有靈活性。但應特別注意的是，要建立包括市場誠信體系、市場監管體系、市場配套服務體系和行業協會自律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市場支撐體系，以彌補市場自身配置的不足，預防和應對市場失靈。

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

網絡輿論是公民和社會組織參與文化治理的重要途徑，也是社會民情真實的反映和表達。網絡輿論是一把雙刃劍，消極的輿論會給國家、政府、社會的安定團結、長治久安帶來負面影響，而正面的輿論不僅有助于核心價值觀的引導和擴散，還能使中國的文化參與到全球治理之中。因此，要正確看待網絡輿論，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同時避免負面輿論的產生和擴散。首先，可以通過議程設置，發揮意見領袖作用，對一些前置性的話題做出引導和控制，在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對網民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同時對可能出現的負面輿論做好應對準備，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同時防止謠言、虛假信息、極端言論、毀謗等信息的傳播。其次，已經產生的網絡輿論很難被直接消除，強制的管理反而會進一步激發社會矛盾，這就要充分運用治理理念以文化人，以積極的輿論來化解矛盾沖突。最后，要發揮網絡活動各參與主體的自治職能，做到自律和他律相結合，通過行業協會等組織的作用，樹立網絡文化參與者的自律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