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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黑格爾說中國未曾有歷史,轉型時代的今天有嗎? (3)

核心提示: 假如這個社會有足夠多的人都開始進入到“我想要什么”“我要怎樣行動”,都開始比較主動地進入到這種情境之后,那么這個社會的秩序,就完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存在了,秩序一定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這個質的變化,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意義上的時間流逝,而是一個歷史時間的流逝。此時,我們才可以說你進入了歷史。

3

經濟轉型:

巨量規模的市場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只有中國才能滿足西方創新經濟產生的大規模外包需求。

如前所述,我們這個民族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導致我們始終無法進入日常政治,但日常生活始終在不斷往前發展,不斷演化,這是現代經濟所帶來的。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參與到了現代經濟當中。只要你這個民族參與到現代經濟當中,那么你的“質料因”與過去相比,就在持續不斷地發生迭代演化,這種變化會使得“形式因”的不匹配性越發尖銳地凸顯,而這也是今天人們對當下有越來越多的不滿的很大一個原因。

那么現代經濟在當下中國呈現的是怎樣一種形式呢?

這就需要解釋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后迅速的崛起的原因,一般解釋都是我們的勞動力和土地要素價格很低。但是僅以要素價格低,解釋不了為什么進入21世紀,要素價格比過去更高了,但是我們的經濟除了最近這一兩年之外,一點都沒減速?甚至制造業還比過去以更快的速度在發展?這是用要素價格完全無法解釋的,甚至與要素價格的解釋背道而馳。

我試圖給出一個解釋,中國之所以能以這樣的方式發展,是因為西方經濟進入到了一個轉型的時代,它們在某種意義上從短缺經濟進入到了過剩經濟,并開始進入到了經濟創新時代。

某種意義上的短缺經濟,我指的是人們的基本需求在不斷變化,無法被普遍滿足。基本需求的內容是隨著技術的變遷在不斷變化的,比如手機誕生之后,能夠移動打電話就構成人們的基本需求了;然后在今天,智能手機就構成我們的基本需求了。

在基本需求沒有被滿足的情況之下,誰能夠以流水線的方式廉價、均質化地生產出皮實、耐用產品的廠商,就能夠占據利潤的制高點。因為基本需求沒有被滿足,只要你能做出來,就能賣。但是以這種方式走到一定程度,把人們的基本需求都給滿足了,也就走到你的邏輯終點了。

比如還是手機,諾基亞廉價的、皮實的、均質化的產品,特別耐用,多功能,能打電話、發短信,還能砸核桃、又能防身,特別好賣,所有人都競爭不過,而且價格又便宜,于是它就成了王者,把人們的基本需求都滿足了。

但滿足了之后,諾基亞就走到邏輯終點了。因為手機太耐用了,人們根本沒有換代的需求。往后手機如果還想賣的話,里邊就必須得有新的功能了,能裝個App,能干點別的,搞一些新的玩意,就進入到了一個創新經濟的時代——你不能創新的話,就賣不出去了。

進入創新經濟時代,你就必須把生產流程外包出去,不外包的話,根本沒法創新,因為漫長的生產鏈會抑制你的創新——每次創新,生產鏈就必須調整,轉型成本太高,所以一定會抑制創新。

創新經濟時代,就產生了大規模外包的需求。誰有能力承包呢?兩個要求,必須同時滿足:

第一,得有效率。沒效率,這活兒拿不著。而效率的前提是生產的專業化,但是一專業化,你就危險了!因為你太專業化,就完全鎖死在了上游的特定創意,上游創意一變,你馬上就死了。

所以第二,你又必須得有彈性,這就要求你不能專業化,不能專業化,你就沒有效率,一開始那活兒你就拿不著,想死都沒機會。所以效率和彈性必須同時滿足,但是在同一個企業內部是無法同時滿足的,而中國把它給滿足了。

這是因為中國把效率和彈性放在了兩個不同的位階上來實現,在單個企業這個層面上——注意,我這兒講的跟國企無關,說的都是民營企業——在單個企業這個層面上,極度的專業化,專業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東南沿海我知道有很多企業,專業化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效率就達到了極大化。然后,無數個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而這個互為配套的動態關系在不斷地動態重組,這完全是個自生秩序。

上游企業發包A任務下來,就會有若干個企業以某種方式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把這個A任務完成。上頭創意變了,變成B任務了,此時會有另外的一些企業進行互為配套關系,原來那些企業有的可以參與進來,有的參與不進來,但是參與不進來的,可能去參與C任務去了。

然后這邊又動態重組,把B任務完成了。C任務又形成一個動態重組關系。始終不斷的以動態重組的方式,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網絡內部不斷重組,互為配套,以整個網絡為單位,確保彈性;以網絡里面作為節點的單個企業為單位,確保效率。

而且由于每個企業都和無數個企業彼此互為配套,所以,即使是做一個非常專業、非常小的東西,你也能夠達到規模量產,完全能夠活得下去,甚至可以達到世界級的量產。在這種情況之下,彈性和效率就同時滿足了。這兩個要素同時滿足,就使得西方產生大規模外包需求,中國一下子就能成為這個承包方。

經濟技術開發區

互聯網精神在中國的民營經濟與經濟奇跡當中的巨大作用。

中國是以供應鏈網絡的方式成為承包方,這個供應鏈網絡要是想成長起來,有什么樣的要求呢?它的一個最基本要求是,必須有足夠多數量的、又足夠專業化的企業,近乎同時成長起來。不可能一個企業很專業化,在那兒自個兒長了二十年,而必須得是這些企業近乎同時長起來,足夠多的數量才能形成一個供應鏈網絡。

近乎同時長起來,有一個什么要求?

你是否有一大片已開發好的開發區,基礎設施、廣義上的城市化,全都建好了,但是還沒有相應的工業能力進駐,在等著工業能力進駐呢!假如你有這么一個東西,那些企業就能近乎同時成長起來。

這種東西,哪兒都沒有,只有中國有。為什么只有中國有?

因為土地財政,使得中國跟其他國家相比,走了一個反向的歷史節奏。

正常的歷史節奏是“工業化拉動城市化”:你這兒有城市了,但是城市里各種成本都太高,規矩太多,于是我就跑到村里去建一個工廠。那兒成本便宜,規矩又少,又有原材料,于是我在這兒建一個廠,很快發展起來了,聚了好多工人。別的資本家發現,這兒不錯啊!于是全都跑這兒來建廠,廠越聚越多,工人越聚越多,最后變成一座城市,曼徹斯特就是這么起來的。

之所以需要工業化拉動城市化,就在于城市一定得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鄉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比較低,而城市對公共服務的要求很高。而公共服務得以公共財政為前提,公共財政得以這個城市能提供的相應的經濟能力為前提。你沒有工業化,就根本沒有能力提供這個經濟能力,無法提供公共服務,就不可能城市化,所以一定是工業化拉動城市化。

但是在中國,由于分稅制以后,土地財政使我們走了一個反向的歷史節奏:我們先城市化,工業化是否能起來,是否能夠拉到足夠多的工業進駐,還不知道呢!但規劃的時候,已經假設能夠招商引資,能夠招來很多,能夠玩得很好。

但是,當所有的地方官都這么想,都這么搞開發區的時候,那誰都不可能拉到足夠多的工業,這就是“城市化先于工業化”。而分稅制之后,陸陸續續開始的土地財政,也需要一個基本的周期,這個周期大致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土地財政初見成效。

初見成效意味著什么?

大量的開發區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假如一個開發區容量是一千家企業,你能招來兩千家,那你的容納力會供不應求,你會過得非常爽。而中國建了一百家開發區,最后每個開發區能招來一百家,你就算高手了,那你還空著九百家呢!就相當于一個大致空著的開發區,城市先于工業化搞起來了。

搞起來之后,麻煩來了。土地財政,你貸款得還啊!而且相應的財政能力提供公共服務你得跟得上啊!你沒有工業能力進駐,所有這些配套全都跟不上,還款周期一到,馬上就陷入危機,于是整個中國的經濟會陷入極為可怕的斷崖式的下跌,中國經濟面臨徹底崩盤,2008年經濟危機會提前幾年率先在中國爆發。

但是,沒想到,在土地財政初見成效的時候,時間耦合,另一個需求到來了,就是大規模外包這個需求!而大規模外包,要以供應鏈網絡的形式才能滿足。而供應鏈網絡它剛好對大量空白的開發區有需求!

兩個時間耦合,中國經濟“砰”一下就起來了,而且這個成長速度完全是一個非線性的速度!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增長速度,是一個很高的速度,但它仍是線性的,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制造業這個部門的成長速度完全是一個非線性的速度。

為什么能以非線性的速度“砰”地一下長起來?

因為它是分布式成長的——供應鏈網絡就要求你必須以分布式成長和運轉。在過去傳統的工業化拉動城市化的邏輯下,不會以分布式的方式成長,而一定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速度。

當然,跟農業時代比,那個速度已經非常快了。但是,跟網絡時代比,它還是一個線性速度。而分布式成長,會以非線性的速度,成長極快,難以想象。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互聯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這兒指的是廣義的互聯網,包括互聯網精神。

實際上,分布式運轉的的供應鏈網絡內部在不斷動態重組,不斷互聯,分布式決策,分布式運轉,它本身就是以某種互聯網精神在運作,當然這幫企業主未必意識到了。但是,現實當中,它的運作邏輯完全是一種互聯網邏輯。這種分布式的決策,分布式的運轉,自身秩序不斷演化,不斷迭代進化,然后共享等等,是以這種精神在運轉的,這便是互聯網精神在中國的民營經濟、經濟奇跡當中的巨大作用所在。

另一大作用是,伴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西方大規模外包才成為現實。一方面是西方進入到創新經濟時代,跟互聯網時代是同步的。另一方面,創新經濟,大規模外包,要求你必須要有高速信息傳遞和大規模數據處理能力,發包方才不至于對承包方的信息一無所知,才能根據信息迅速調整你的發包任務。

而高速信息傳遞能力和大規模數據處理能力,都以互聯網寬帶的出現為前提。于是,基于互聯網技術,以及基于某種意義上的互聯網精神,中國的經濟獲得了一個迅猛的發展,迅猛的崛起。而且這種發展和崛起,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可預見的未來,制造業能力向東亞地區的轉移是終局性的,進得來出不去。

往東南亞轉的那些企業,并沒有將整個生產全流程都從中國轉走,而是納入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更大的分工體系網絡當中。

因為要想往外轉,能夠承接的地兒,是否也有那么大的供應鏈網絡呢?如果沒有,就根本轉不出去。而供應鏈網絡,前提是你得有那些空白的開發區等著,而那種空白的開發區又以土地財政為前提。這個事情基本上是無法復制的。

所以,制造業很難從中國往外轉移,能轉移的只有兩種:一種是對供應鏈的要求不高的,非常低端的那種制造業,可以轉往非洲;另一種是往東南亞轉。但往東南亞轉,嚴格說來不算是從中國轉走,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半徑在不斷擴大。因為往東南亞轉的那些企業,并沒有將整個生產全流程都從中國轉走,而是納入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更大的分工體系網絡當中。

這樣的話,供應鏈的規模變得更大,效率會進一步提升,想往東亞制造區之外轉,就更加困難了。而東亞制造業聚集區,它的市場效率極高,然后又有低成本優勢,就使得中國的經濟獲得這樣一個快速的高速的發展。

發展到什么程度?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就中、低端制造業而言,中國的供給能力已經超過了全球的吸納能力了。因此,一旦世界經濟進入下行階段的話,中國經濟一定會下行,因為需求沒了!我們的產能過剩,已經不是簡單的對中國而言產能過剩了,而是對世界的產能過剩。

經常上淘寶購物的人,是廣義的中產階級。

伴隨著這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成長起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實際上可以把這個標準放得更寬泛一些,現在經常上淘寶購物的人,就是我定義的廣義的中產階級。

為什么這么定義?就在于中國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之后,它帶來一個巨量規模的市場,這個巨量規模的市場使得中國了形成一個非常獨特的互聯網商業模式,這是其他國家市場規模完全無法復制的一種商業模式。

傳統經濟,即使你以互聯網為載體,比如殺毒軟件卡巴斯基,肯定得以互聯網為載體吧?越是互聯網就越對卡巴斯基有需求,但它仍然是傳統經濟。傳統經濟的商業模式是什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卡巴斯基要想掙錢的話,必須得你向卡巴斯基付費,這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但是中國這種巨量生產規模,使得我們的商業模式進入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邏輯,“羊毛出在狗身上,由豬來付費”!就像360,所有的殺毒軟件全都免費,之后就會形成巨大的裝機量。這個巨大的、幾億人的裝機量,就掌握了幾億人的數據。基于這幾億人的數據,就形成了巨大的商業價值,一定會有人為它買單。那么,他用免費來吸引幾億人裝機,就是吸引到幾億只“羊”。這幾億只“羊”形成巨大的數據,就是那“狗”,然后一定有人為這些數據買單,那些人就是“豬”。

“羊、狗、豬”的邏輯,就是今天中國的互聯網模式。而這種商業模式要想能玩得轉,一定得以巨量的市場規模為前提。市場規模沒到那個程度,你的數據就不值錢。而只有中國才能達到個程度,其他國家很難指望。所以假如用很寬泛的中產階級定義,經常上淘寶購物也算的話——因為你已經把數據提供“狗”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遠遠不是1.08億這個數字了,已經大于除印度之外的任何國家的人口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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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易恒]
標簽: 黑格爾   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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