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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時代的三個角度：

政治轉型、經濟轉型、代際轉型

經濟從來不是在真空當中運行的，一定得在一些具體的法律秩序、具體的規則秩序中運行。那么，我們在談經濟的時候，實際上就繞不開政治；同樣我們要談政治，當然也繞不開經濟。因為任何一個政治秩序，具體的政策想法，都必須落實為一些財政方案，而財政方案一定是依托經濟現實的，所以談政治也繞不開經濟；但是談經濟，你一定要看到它所運行的制度框架，那么也就離不開政治。

在這之下，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要素，比如無論談經濟還是談政治，都離不開人口，因為沒有人口的話，根本就無所謂財富的創造、經濟的創造，沒有人口的話，也根本無所謂政治——政治本來就是眾人之事。

而談到人口，接下來的要素又會納入進來，就是時間，時間變量。但這里的時間變量不是單純的物理意義的時間，我更多談的是“歷史時間”。所謂“歷史時間”，就是我們能感知社會的本質的結構性變化的浮現。

中國自近代鴉片戰爭以來，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歷史時間當中，而且變化的時間節奏越來越快。要討論轉型的話，一定要看到轉型在這個歷史時間中是一步一步怎么走的。

剛才我說到了人口。人口除了一個數量基礎之外——有數量為基礎，人口才擁有創造財富、眾人之事種種可能性——同時也包含了另外一個要素，也是它的歷史時間要素：“代際更替”和“代際變遷”。這個代際不是簡單的生物意義上的代際，更多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代際。

像今天我們經常說的60后、70后、80后、90后都有不同的亞文化，盡管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但是對于現實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前一陣有件事讓我特別吃驚。我有個表弟是北大社會學系畢業，現在碩士在讀，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突然說：“哎呀，最近感覺自己老了。”

我那個表弟是90后，正好是90年的，我說：“你怎么有資格說這個？”他說：“現在已經不是以十年為尺來劃分代際了，已經是五年了！我們現在劃分90后、95后、00后，以五年為代際了！”

歷史時間背景之下的代際劃分是以什么為標志的？實際就是以亞文化的圈子、亞文化的群體。我們會發現它的迭代速度越來越快，10后、20后、30后可能在這個亞文化圈子上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很明顯60后跟70后、80后分別就很不一樣了，跟90后更是不一樣。

而到了90后之后，更是以五年為界、為期來劃分，這個代際劃分的速度周期越來越快、越來越短。推動這個劃分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是“技術”，尤其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互聯網技術。

我前面說了幾個要素：政治、經濟、人口。實際上人口和時間加一塊兒，我想說的是“代際”。政治、經濟、代際、技術，這幾個要素加在一起，是我們觀察一個轉型時代的重要因素。在轉型時代，這幾個要素彼此互為聯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全部考慮進來，對于轉型的討論才有可能會比較完整。

在這幾個要素之下，我大概要從三個方向、三個角度來聊轉型：政治轉型、經濟轉型以及基于新技術衍生出來的新的代際轉型。

政治轉型，就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往后，中國在不斷變化。昨天大家都聊到了很多關于進入辛亥革命之后，中國憲政發展的歷程等等。政治轉型主要就是從憲政轉型的這個角度來談。

經濟轉型，不久前我剛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討論中國經濟轉型。那篇文章實際上是我最近這幾年對中國經濟、中國社會、中國政治的觀察，得出的一些理論假想。之所以會從那個角度關注中國經濟，是因為前面說過，經濟和政治是緊密勾連、緊密連接的。

中國經濟的轉型不是在真空當中完成的，它是在世界經濟轉型這樣一個世界大勢的背景之下展開的。

這兩個轉型，憲政的轉型和中國經濟的轉型，向下又可以進一步看到它貫穿到我一開始談到的代際轉型。每一代人有不同的亞文化，不同的亞文化會衍生出不同的訴求。對于什么是right，對于我想要什么、我關注什么，以及究竟什么才擁有正當性，對這一系列東西的關注，全都不一樣了。

而這些全都不一樣，是我們思考未來中國政治、中國社會下一步走向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因為畢竟現在90后還剛剛進入社會不久，他們還無法擁有話語權。擁有話語權的這些人是跟他們處在完全不同的代際觀念之中的人，也許十年之后，才會輪到90后。我們當下關注的，假如把它放在十年后，有可能會看到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

2

政治轉型：

“形式因”跟“質料因”一定要匹配

黑格爾為什么說“中國從來沒有歷史”？

先說政治轉型，或者說中國的憲政轉型。

我們今天都在說如何能夠立憲、制憲、依憲行事、擁有一部憲法……但所謂的憲法Constitution，這個詞的意涵在古代和近代以來是完全不一樣的。近代以來，憲法體現為法典，一部成文的法典，里面很多具體的條目和科目，要對應最高權力的分配，對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對個體的right保障，會有很多具體條目用成文的方式確定下來。

在古代的時候Constitution不是法典，這個詞在古希臘就存在了，一直運用到法國大革命前期。Constitution的概念是指結構，一個城邦或者一個共同體，它們內部的結構，我們要去觀察、要去了解、要去理解這個城邦或者說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然后對這個結構做一個表達。

這個表達甚至不一定是成文的，很有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這樣一個結構，并且知道這個結構意味著什么，特別是對自己的意義是什么，然后知道自己在這個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是什么。

在這個結構中，對每個位置都會有功能性的要求，你把這個功能性的要求能做到極致，OK，那你就是一個有德性的人，而每個人都各司其職、各司其位。那么此時，這個共同體就擁有一個完美的Constitution。

這是古典時代的Constitution的意義，它的“形式因”跟“質料因”一定是要匹配的。（放在憲政話語背景下，“形式因”就是被表達出來的憲法，“質料因”就是作為該憲法載體的國民、國土、經濟等等各種現實要素。）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這本書中也談到了這個話題，亞里士多德不認為可以抽象地談論什么是好的城邦，但是柏拉圖跟他的路數完全不一樣。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原因在這兒。

柏拉圖認為，應該找到正義的終極標準是什么，然后用它來衡量世間的一切。假如你不能找到終極標準的話，那么正義和邪惡就沒有區別了，柏拉圖是基于這樣一個理念寫出《理想國》。而亞里士多德跟他的路數是相反的，亞里士多德說，你談的那個抽象的標準，看不見摸不著，誰都可以談一套，那究竟誰對啊？

而且，那個抽象的標準談出來之后，標準倒是挺好，可是它和現實當中這個城邦的Constitution，從“質料因”而言完全不搭的話，那有什么意義呢？所以什么是好的Constitution？一定是它的“形式因”和“質料因”相匹配。

“質料因”就是城邦內部社會結構什么樣，人口結構什么樣，人的觀念什么樣，它的地理結構、經濟結構等等一切東西——當然這是用比較現代的術語了，那會兒還沒有這些術語——然后它與城邦內部的一些決策機制、財富的管理機制等等是否相匹配。

這個城邦決策的機制、管理的機制、立法的機制等等這些都是它的“形式因”，城邦的人口、經濟、社會制度是“質料因”，這兩個必須相匹配，才是一個好的Constitution。假如不匹配的話，這個Constitution肯定是玩不轉的。

我們談近代以來的Constitution的時候，都是把它作為一個法典來談論的。是誰開始把它作為法典來談論？

當然是西方人，尤其是法國大革命以后的西方國家。西方之所以能夠這樣談論，以及能夠這樣進入歷史實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的“質料因”跟“形式因”匹配了。如何能匹配？用一個比較哲學化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西方的“質料因”（就是它的人民），在大革命之后，陸陸續續開始普遍進入歷史，獲得了精神自覺。

所謂“進入歷史”“獲得精神自覺”是什么概念？實際上就是說，他們終于開始有了自我意識。自我意識并不是說人民知道這是我的手，那是我的腳，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擁有自我意識，最本質、最根本的就在于明白了自我和他者的區別。

在此基礎上，人們才能有效地說清楚“我是誰”，以及更進一步有效地說清楚“我想要什么”。假如你說不清“我是誰”的話，你是無法說清楚“我想要什么”的。即便你想要的東西不一定靠譜，但是你能說出“我想要什么”的話，當現實和你想要的東西又不匹配時，你如果有一個很強的自我意識，就會開始行動，努力爭取你想要的那個東西。

假如這個社會有足夠多的人都開始進入到“我想要什么”“我要怎樣行動”，都開始比較主動地進入到這種情境之后，那么這個社會的秩序，就完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存在了，秩序一定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這個質的變化，不是一個簡單的物理意義上的時間流逝，而是一個歷史時間的流逝。此時，我們才可以說你進入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