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梯隊：天津、江蘇、浙江、內蒙古、福建、遼寧、廣東、山東

處于經濟轉型深化期的省市有8個，分別是天津、江蘇、浙江、內蒙古、福建、遼寧、廣東、山東。

處于第二梯隊的省市，經濟轉型能力僅次于北京、上海，人均GDP也處于全國前列。與總體結果相比較，在三大二級指標中，僅有勞動生產率這一指標與經濟轉型能力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0.762，置信度為0.95時顯著），知識存量指標、產業結構變換指標與經濟轉型能力相關性不顯著。因此，如何提高知識存量、如何優化產業結構，也成為處于經濟轉型深化期省市提高經濟轉型能力需要把握的兩個重要方向。

在知識存量方面，8省市與北京、上海兩地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方面，其中最高的是天津市，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約為0.25%，最低的是內蒙古，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約為0.036%，而北京、上海兩地的這一數值分別為3.25%、1%，兩個區間差距非常明顯。

在產業結構變換方面，差異主要體現在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方面。8省市中，最高的是天津市，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為39.00，最低的是內蒙古，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為4.31，而北京、上海兩地的這一數值分別為104.58、122.93，區間之間的差距也非常明顯。

因此，探索如何提升知識存量、優化產業結構的經濟轉型路徑，是處于經濟轉型深化期的8省市未來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第三梯隊：吉林、湖北、湖南、陜西、重慶、黑龍江、海南、河北、新疆、寧夏、四川、江西、廣西、安徽、河南、青海、山西、甘肅、貴州、云南、西藏

處于第三梯隊的省市有21個，分別是吉林、湖北、湖南、陜西、重慶、黑龍江、海南、河北、新疆、寧夏、四川、江西、廣西、安徽、河南、青海、山西、甘肅、貴州、云南、西藏。

第三梯隊的省市處于經濟增長提速期階段，21個省市大多覆蓋中國的中西部地區，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相對薄弱的地區。對于這些省市而言，經濟增長提速成為經濟轉型的必要前提。作為新常態的重要特征，“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首要的前提是經濟得有一定快速增長。統計數據表明，2015年，21省市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值為15274.94億元，而全國31省的GDP平均水平為22075.79億元。21省市處于經濟增長提速期是名副其實。

與總體相關性結果相比較，21省市的產業結構變換指數與經濟轉型能力相關性不顯著，而且工業勞動生產率與經濟轉型能力的相關性僅在置信度為0.95時顯著，說明了21省市在產業結構變換和工業勞動生產率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以進一步提高晉升的經濟轉型能力。

在21省市中，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增加值最高的是的山西省，分別為7.98、7.20，最低的是海南省，分別為1.08、2.24。與其他區間相比較，處于經濟增長提速期的省市，第二、三產業相對于第一產業的發展優勢尚且不夠突出，產業結構變換能力較弱。作為經濟增長提速的重要來源，提升21省市經濟轉型能力，首要在于發展第二、三產業。第二、三產業，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大，亟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地方也需通過工業和制造業發展提升競爭力、攀升價值鏈，這些都有待于第二、三產業的相互融合發展；另一方面，發展第二、三產業意味著地方經濟工作著力點更多向第二、三產業轉移，通過構建良好制度環境、實施有效的政策措施，進一步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首先，本次測評應用的數據，多來自2015年統計年鑒中的數據，所以本次測評結果反映的是2014年末的情況，近兩年來，我國各地區經濟結構等發生了深刻變動和調整，所以各地經濟轉型能力很可能已經經歷了較大變化。其次，在六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省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測評結果可能和人們對各省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直觀印象存在略微的偏差，不乏一些經濟水平和經濟發展速度相對靠前的省份，在測評結果中排名相對靠后。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各省市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所造成的。正如文中所劃分的經濟轉型實現期、經濟轉型深化期、經濟增長提速期三個階段，結果是地區經濟轉型能力隨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均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而呈現出逐步上升的過程，但這種相關性并不具有絕對性，一些地區的經濟轉型能力很有可能經歷一個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因此對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省市，相互之間在經濟轉型能力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絕對的可比性。當然，這也有待于更為完善的時間序列數據來擬合和證實。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省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和難點，因此評價省市經濟轉型能力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同時提升經濟轉型能力的路徑也應當多元多樣。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各省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各省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省的發展重點等，設計出符合不同省市實際情況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測評的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省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經濟轉型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設計出符合各省市實際的經濟轉型的具體路徑，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各省市經濟轉型能力的提升。

（執筆：嚴  俊    數據支持：于  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