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公眾在公共領域的行為規范具有可塑性

維護一個社會的秩序井然就需要公民在公共領域自覺遵守公共規則。當問及“能夠插隊買到票，是一個人靈活的表現”時，不認同的受訪者比例（68.6%）要高于認同的受訪者比例（15.3%）。在我國，需要排隊買票的場所主要是車站、醫院等公共場所，這些場所一般有相關管理人員維持秩序，同時還會設有維持秩序的標語，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插隊行為，可見，規則意識的形成是可塑的，規則行為的培養具有一定的可培育性。

納稅是公民的基本義務，自愿程度體現了公民責任意識的高低。本次調查顯示，有27.1%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可能，誰都會逃稅”，可見，在近三成的受訪者心中，雖然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但是逃稅也未必是非常可恥的行為。當然，納稅意愿和納稅行為與社會分配公平度、財政透明度等有關。有研究指出，社會公平感影響公民的納稅行為，社會公平感越低消極納稅行為出現的可能性越大。可見，制度影響著公民的納稅責任意識，科學合理的制度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公民的規則責任意識。

公眾契約意識有待提高，我國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對關系的認同在一定程度上要強于規則意識

本次調查顯示，25.1%的受訪者認同“合同都是裝樣子，只要有關系，什么都好商量”，只有一半的受訪者對這一觀點表示反對。可見，我國公民的契約意識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在市場經濟中，規則意識體現為一種契約精神。契約最初是指雙方或多方共同協議訂立的有關買賣、抵押、租賃等關系的文書，它體現交易雙方對于共同制定的規則的遵守。契約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過程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民社會中的契約精神促進了商品交易的發展，為法治創造了經濟基礎，同時也為市民社會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公法領域的契約精神在制約公權力、保障人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契約精神，無論是私法在商品經濟中的交易精神，還是公法上的契約精神，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都有著重要作用。

調查結果顯示，我國仍然是一個關系社會，人情關系在維持社會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高達56.4%的受訪者表示“現實中，還是朝里有人好做官”，40.2%的受訪者表示“要想打贏官司，找關系比找律師更有價值”，38.1%的受訪者表示“三個土老鄉頂得上一個公章”（見圖6）。

大量研究表明，我國是一個熟人社會，依賴于人情關系維持人際，中國文化社會中的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自我邊界，它不同于西方人獨立式的自我，而是一種以“差序格局”為特點的包容式的自我，這種自我的邊界是通透和流變的，人們根據已有關系基礎上的交往，從情感或工具的角度上來判定什么人能納入自己的邊界，將什么人推出自己的邊界。因此，在這種熟人社會中，人們在面對公私沖突、人我關系矛盾時可能不依據契約精神和顯規則來處理關系，更多依靠的是潛規則。人們傾向于將他人分為“自己人”和“外人”，把社會和國家事務分為“分內”與“分外”，作為個人，邊界是不清晰的，不注重權利義務，注重的是自己人之間的親密、責任、信任。顯然，這與法治社會以理性規則為基礎的原則是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