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中美關系的期待：構建2.0版“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梳理2009年以來中美關系發展狀況的第二條線索是中國方面的回應與主張。由于中美兩國政治體制的不同，對中美關系的維護存在某種“時間差”，因此，2009年底至2010年初奧巴馬對中美關系的積極主動作為，未能及時獲得中國的積極正面回應。時隔一年之后，中國按照其自身政治規律與處理中美關系的慣例，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于2011年1月在其離任之前對美國進行了最后一次國事訪問，意在安排其后的中美關系。這次訪問是自2006年4月之后，胡錦濤時隔近5年再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也是中國國家元首對奧巴馬政府的第一次國事訪問。這次訪問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對奧巴馬總統2009年底訪華的正式回應，也是中國政府開始正式營造面向未來的中美大國關系的起點。此次訪問之后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提到要致力于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推進兩國共同利益、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機遇和挑戰。這可視為后來習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概念的雛形。
2012年2月，按照中國的政治慣例，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的身份訪美，首提中美之間要構建“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倡議，該倡議成為中國處理中美關系的定音錘。2012年11月，中美兩國各自完成最高領導人的更迭，這是1992年以來的中美兩國第一次在同一年進行最高領導人的更替。習近平當選中國最高領導人，奧巴馬也順利連任美國總統。中方認為這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展開打下良好基礎。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這是習近平第一次以國家元首身份訪美。“莊園會晤”之后，中美兩國元首就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逐漸達成共識，其基本內涵明確為“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2014年11月，奧巴馬總統利用在北京參加APEC峰會的機會，與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中南海瀛臺再次會晤，并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深入交流，此次習奧會被學界贊譽為“瀛臺夜話”。“瀛臺夜話”之后，在中美雙方尤其是中方的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取得了一些成果。兩國高層交往頻繁，各領域合作不斷取得新進展，在國際、地區、全球性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這個階段可視為1.0版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時期。1.0版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依然屬于已往我們所強調的“兩國關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國家利益基礎之上”的傳統范疇。
2015年9月，為了進一步加強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了首次國事訪問，在白宮與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正式會見。此次訪美期間，習近平主席還利用參加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的機會，提出了許多富有中國創意的大國關系的概念思想，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期以此進一步豐富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筆者認為，這是中國方面試圖超越原來1.0版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缺陷，擺脫片面追求因時而異、變化不定的現實國家利益，試圖尋找除了現實國家利益之外保持中美關系穩定的價值觀基礎。筆者把這種中美關系稱為2.0版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盡管中美之間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但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已進入3.0版的時代，國際社會所提倡的價值不僅是西方國家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而應是超越國界的全球價值觀（Global Value）。中美作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大國，都有對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事業負有不可推脫的全球責任。未來2.0版“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要強調全球治理3.0版時代的價值觀認同，即強調“和平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價值觀念。
顯然，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2009年奧巴馬首次訪華以來中國方面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期待與戰略設計，并已努力訴諸中國的外交實踐。然而，由于美國對華崛起認知偏見的問題，以及中美在相互博弈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可回避的現實國家利益沖突，都使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更多地體現為未來的愿景，而不是現在時。
中美之間的激烈博弈和復雜互動：從“中日關系跌破”到“中英關系突破”
2009年以來大國關系變幻莫測，國際安全局勢尤其是亞太安全局勢一直動蕩不定，它們成為我們考察中美關系發展的第三方背景。通過考察中國與第三方大國（日本、英國）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2009年以來中美之間的激烈博弈和復雜互動。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日本在侵華戰爭歷史問題上一直未有認真反省，且日本政府高層頻頻做出有傷中國人民感情的舉措，中日政治關系一直低迷，呈現出所謂的“政冷經熱”的現象。這給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與“戰略再平衡”找到了合法性與合理性的理由與借口。奧巴馬充分利用日本政府欲“借美制華”的心態，積極利用2010年“天安艦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購島事件”的契機，大力發展美日關系，使本已冷淡的美日同盟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和發展。這使得日本安倍政權有恃無恐，在右傾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日關系自然就雪上加霜，已從“政冷經熱”跌入“政冷經冷”的低谷。筆者認為，中日關系呈現歷史上罕見的“跌破”狀態與奧巴馬政府的“積極作為”有密切的關系。
對此，中國政府積極應對，在中英關系上給奧巴馬政府回以顏色。我們都知道美英關系是特殊關系，是西方世界的一對領頭羊關系。從外交關系史來看，在對華政策問題上，美英多是“統一戰線”，較少分歧。然而，中國在回應美國重返與再平衡戰略所采取的戰略西向策略中，有效地利用了美英不同的國家利益訴求與外交價值取向，用中英關系的突破，打破了美英特殊關系的神話，有效削弱了美國在西方世界的主導權與影響力。筆者認為，中英關系的突破有三個標志：標志一，2015年5月中國成功爭取到英國對“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的支持，打破美國對AIIB的封堵，從而打開了歐洲大門，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鐵板。標志二，2015年10月習近平主席對英國非常成功的國事訪問，英國給習近平主席超高規格的禮遇以及訪問期間簽署的一系列重要協議，更是中英關系取得突破的重要標志。標志三，2015年11月在國家貨幣基金組織（IMF）有關“人民幣入籃”問題上，英國也做出較大讓步，讓出將近30%的份額，成為僅次于歐元的第二大份額出讓方，從而使得人民幣成為IMF特別提款權（SDR）中的第三大國際貨幣，為人民幣未來的國際化奠定了很好基礎。此舉進一步削弱了美元貨幣權力，用英國學者的話來說，英國又一次背叛了美國。
如果說促使中日關系的“跌破”，是奧巴馬政府遏制中國崛起的“妙招”，那么，中英關系的突破則是中國回敬美國重返亞太與戰略再平衡的生花妙筆。中美兩國在這一輪博弈與互動中各有得失，這也從另一個方面看到2009年以來中美關系發展的復雜性與多變性。
綜上所述，2009年以來中美關系的發展并不順利，它既源于中美兩國政治體制的差異所導致的對中美關系定位的差異，也受到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的客觀影響，還受到中美兩國戰略博弈的牽制。美國對華政策“先揚后抑”，未來中美關系的前景不是很樂觀；中國始終堅持以“新型大國關系”作為處理中美關系的圭臬，以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在現實國家利益的驅動下，中美雙方在大國關系上激烈博弈，各有得失，繼續演繹著中美關系的“變與不變”。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美國社會對其表現褒貶不一。但我們不可否認，奧巴馬任期內中美關系的發展軌跡確實不同于以往，奧巴馬有他自己的外交節奏與思路。另外，今年恰逢美國的大選年，從目前的選情來看，如果特朗普與希拉里僥幸殺進最后的競技場，那么美國內政有可能進入某種“老人政治”時代，未來美國人也許還會懷念奧巴馬的活力和風格。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教授）
【參考文獻】
①《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6年1月27日，01版。
責編/申唯佳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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