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了國家間力量對比、國家治理以及人們的觀念。受疫情影響,世界范圍內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逆全球化與地區主義、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交織等情況。這些變化增加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使中國外交在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等方面面臨新的挑戰。未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與傳統地緣政治的熱點地區競爭加劇,將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對此,我們應做好充分準備。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際格局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來最大的“黑天鵝”事件,其雖未根本性改變主要國家之間力量對比的結果,但對整個人類社會卻造成深刻而廣泛的影響。一方面,受疫情影響,世界的不確定性更加顯著,國際社會的政治變動與思想變化十分明顯。另一方面,中美關系的健康與穩定,不僅關系著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也關系著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針對疫后國際格局及中美關系變化的清晰研判,是關乎中國和平發展的必要問題,也是中國外交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關系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國際格局的“催化劑”。國際格局指的是一段時期內國家之間力量對比的結果。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東西方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至今500余年的歷史中,以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角度來審視,可以看做是西方橫霸天下的歷史,但是中國的崛起正在逐漸改變這一情況。具體而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僅使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權利受到威脅,還導致社會治理成本增加。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一段時期的暫停、封閉等措施,使得既有的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受到巨大沖擊。因此,應對疫情較差的國家會受到更多的負面影響、承受更多的經濟負擔,而應對疫情成功的國家會率先恢復正常的生產與經營活動,加速發展。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的全球經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嚴重衰退,世界幾大經濟體都遭受嚴重損失。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成為最早大規模成功控制疫情的國家,為經濟恢復與生產發展奠定了基礎。而西方國家在疫情應對方面并不理想,比如作為擁有軍事、科技、金融等多領域霸權的美國,至今在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上都遠超其它國家。2020年,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出現了經濟衰退。2021年,雖然美國、日本等國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復蘇,但中國的經濟增幅領跑世界,中美之間的力量更加接近。值得注意的是,從總體來看,當前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與綜合實力仍然優于東方,美國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掌握著多領域霸權。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催化劑”,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國家間關系,其對國際關系造成的是次生影響,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美之間力量對比的結果。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顯影劑”。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各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這次考驗中,西方國家暴露了其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國家的治理神話。從公開的數據來看,以中日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的抗疫成果要優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歐文化圈。以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為標志,中國初步控制住了疫情,并逐漸將防疫重點轉為了外防輸入。中國對疫情的有效控制無疑有利于改善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的對華傲慢與偏見。反觀美歐,其長期堅持選舉至上、資本至上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導致抗疫表現不佳。歐盟原本被認為是整合程度最高的區域合作組織,應成為區域合作應對危機的典范,但在疫情暴發時,歐盟的應對松散、緩慢,遠低于人們的期望。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人們的固有觀念,東亞國家影響力上升,發展中國家對歐美評價下降,儒家文化圈與西歐文化圈的世界影響力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進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筆者曾多次撰文指出要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四個維度,即新的國際格局、新的現代化模式、新的工業革命以及新的全球問題。國際格局方面,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更加接近,國際格局加速向多極格局演進。現代化模式方面,中國成功應對疫情離不開國內龐大且完整的制造業體系,而中國制造業體系的底氣與定力是中國的工業化模式。中國探索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全新的工業化模式,打破了現代化發展中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對追趕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中國應對疫情的成功,不僅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也使得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更有吸引力。工業革命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類社會在各領域創新,客觀上加速了新工業革命的到來。近代以來,西方國家一直是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導力量,而中國則幾乎錯過了這三次工業革命,這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西方超越東方的根本原因。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之際,中國有能力抓住甚至主導這次工業革命。一方面,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全產業鏈國家,產業鏈的完整保證了中國工業的能力與潛力。另一方面,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一度衰退,而中國未來仍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可以穩定地對產生新工業革命的領域持續投入。因此,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一定不會錯過。
全新的問題指的是人類面臨的未曾有的困難與挑戰,包括網絡發展、虛擬經濟、超級資本、人口膨脹、科學陷阱等問題。全球問題所帶來的影響跨越國界,無法由某個國家單獨解決,必須依靠國際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導致新的全球問題出現的原因可以簡單歸納為以下兩點:第一,以美歐為首的西方世界內部問題頻出。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美歐是世界的絕對領導力量,但其在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問題上消耗了大量精力,導致其繼續主導冷戰后世界秩序的物理能力及思想能力下降,進而引發了資本主義危機,招致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失靈、全球治理赤字明顯。第二,新的技術引發倫理、道德等一系列社會新問題。原本失靈的西方模式下的全球治理,在疫情影響下,缺點更加凸顯。全球問題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這就意味著局部國家的努力不足以扭轉局面,個別國家的消極應對甚至可能加劇問題。
世界的社會思潮與政治變動
疫情暴發后,世界的人員往來、經濟交流、社會生活都受到影響而發生深刻變化。在原有的生活方式被顛覆的同時,世界社會思潮與政治亦同時出現了微妙變化。需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變化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將過去的趨勢加速,主要表現為以下四點:
首先,逆全球化與地區主義加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開始,以里根、撒切爾夫人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客提倡自由貿易與開放市場的全球化。在這一背景之下,各國產業高度聯結、相互依存,全球化加速發展。但西方國家盲目追逐金融、科技、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造成產業空心化、經濟泡沫化等問題,招致藍領工人不滿,使得逆全球化暗流涌動。以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為標志,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逆全球化浪潮愈加高漲。一方面,全球范圍內人員與貨品的流通客觀上加劇了病毒的傳播,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出現產業鏈斷裂的困境,暴露了原有產業分工存在的風險,增加了公眾對全球化的排斥。在這兩方面作用的相互交織之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而地區主義則加速發展。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地區主義不同于孤立主義或地方保護主義。地區主義依然堅持多邊主義原則,有利于地區的一體化,因此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其次,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情緒持續高漲。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極端民族主義常常與排外主義相互聯系,而民粹主義則帶有強烈的反精英色彩,但兩者均帶有“身份政治”色彩,都有可能導致政治的極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逆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相互疊加、互為因果,并且在世界范圍內愈演愈烈。不可否認,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貿易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導致了國家之間、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因此,民族主義者通過宣傳保護本國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等輿論,推動逆全球化;民粹主義者則指責本國的建制派與精英損害本國民眾的利益。一些國家采取封閉措施,致使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遭受重創、全球化受阻,而產業鏈與供應鏈的中斷無疑給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者以借口,其更加強調本國產業保護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總之,未來,部分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情緒不但不會消退,反而還可能有所高漲。
再次,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表明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迫在眉睫。冷戰后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軸心的。但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之際,從物理層面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與能力均相對下降;在制度層面上,美國領導與參與全球治理越來越以自身及盟友的單方面利益(特別是安全利益)為核心,越來越不具備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中國等新興國家主動填補全球治理赤字。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主動承擔全球治理責任,能夠彰顯中國的擔當。此外,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義務與意愿捍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與其一道尋求并建立更符合大多數國家發展利益的國際規范。
最后,傳統地緣政治的熱點地區將存在兩種模式的競爭。未來,中美俄等世界大國對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的差異化理解,將導致不同秩序理念的加速出現與相互競爭。在亞太、印太等熱點地區,很可能會出現中美兩國根據不同秩序理念進行競爭的情況。具體來說,將出現以美國為首的側重安全的軍事體系與以中國為首的側重貿易的經濟體系之間的競爭,并且這種競爭可能會常態化。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兩種模式之間是互相斷絕的。即便是安全領域,也往往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溢出效應,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貿易。所以,以安全或貿易為原點延伸出的復雜的溢出效應,將是這兩種模式之爭的基本特點。
綜上,疫情對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變動的世界也增加了中國外交的不確定性,中國外交在大國外交與周邊外交等方面出現了新的挑戰。但總體而言,中美關系仍是中國外交的最重要一環。
疫情后中美關系的新特點
中美關系在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中美關系,對中國而言,不與美國建交就無法緩解中國的外部緊張局勢,無法實現改革開放。對美國而言,沒有中國的幫助就無法完全實現對蘇聯的遏制戰略,也不會在冷戰中取得最后的勝利。歷史經驗證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
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中國的重視程度不斷加深、加強,到2017年達到高潮。2017年,美國政府重新確定與中國的大國競爭為對美首要威脅。中美關系由建交以來的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轉變為競爭為主。從這個角度來說,中美在各自的對外戰略中互視對方為最重要的一環。需要強調的是,兩國的態度截然不同。中國秉持和平發展方針,努力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的新型大國關系。而美國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秉持冷戰思維,以意識形態劃界,全方位施壓,試圖遏制中國崛起。從目前而言,筆者認為未來中美關系會有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美國聯合其盟友對中國崛起進行防范。其一,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繼續深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即在美國提議、日本推進、印度和澳大利亞積極參與的情況下,將四國即存的雙邊、三邊對話機制進行整合,形成以美日為推手的安全對話機制。當然,雖然該機制包含軍事合作要素,但目前還不能夠稱之為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同盟。其二,在“五眼聯盟”框架內,強化美英澳三邊軍事合作,組建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AUKUS”的一系列危險舉動勢必會打破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導致東亞地區的安全困境。但目前其仍處在雛形狀態,未來能發展到何種程度尚不得而知。
第二,中美之間出現新的博弈點。當前美國黨爭激烈、政治極化,極易出現內政問題外交化的極端處理方式。例如,病毒溯源原應是嚴肅的科學問題,但美國卻頻繁上演借中國問題轉移其內部壓力的戲碼。為了轉移其抗疫不利的責任,美國政客將病毒溯源問題政治化,拋出了所謂的“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等。事實上,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美國受冷戰思維影響,堅持戴有色眼鏡審視中國的政治制度,無法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
第三,美國并未減弱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甚至有所增加。疫情暴發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有將制造業回流或將供應鏈轉移至東南亞、印度等國家的行動,但從目前來看這些行動都不是很成功。疫情暴發之后,中美之間的經貿聯系逆勢加強。2020年中美貨物貿易額為5800多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8%,其中中國自美國進口1300多億美元,同比增長近10%。由此可知,中美之間的經貿聯系并未隨著中美關系的震蕩而大起大落,這是中美之間經濟結構互補的結果。
總而言之,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使得中國外交未來會面臨一系列的風險與挑戰。在一段時間內,美強中弱的格局不會改變。美國的經濟總量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實力依舊保持領先地位,這是中美硬實力方面的客觀差距。不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壓中國恰恰反映了西方國家的集體焦慮現象以及中國走正確道路的事實。因此,中國應對當前道路保持高度自信。
對于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要做好應對的充分準備
中國外交遇到挑戰的原因歸根結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法接受中國的崛起。對此,中國要做好心理準備。一方面,面對未來國際局勢的復雜變化,特別是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中國要保持自身的戰略穩定。我們應在控制疫情的同時,繼續推行開放戰略,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加快縮短中美之間力量對比差距。同時,保持中美各層級之間的正常交往仍是必要的。在經貿問題上,中美之間仍存在談判的空間;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議題上,中美之間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國可以一事一議,努力創造與爭取更多的對話機會,緩和緊張氛圍。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衰落并不會呈直線型,也不能排除一定時期內西方國家會加速衰落或是力量回升。另一方面,面對一些國家欲構建的反華同盟體系,中國需要主動出擊,積極塑造周邊環境。
綜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局勢持續發生變化,而疫情可以說是這一變局的“催化劑”與“顯影劑”。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贏得了國際社會贊譽。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中西方存在兩種不同的抗疫模式。中國秉承人民至上的理念,采取嚴防死守的清零政策;西方為減少經濟損失,采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在疫情尚在發展的當下,中國應根據自身的經濟及社會狀況,隨時調整抗疫策略。當今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中國是不確定性中一支確定的力量,并且具有著巨大積極作用。中國要充分把握較早成功控制疫情的機遇,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努力加速發展,為世界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甲級A崗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張軒明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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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金燦榮:《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領導科學論壇》,2019年第14期。
③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④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社,2021年7月1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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