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國家來講，由于國家權力總是與社會團體互動并分享國家利益的。因此，從謀求利益的集團與國家權力的互動關系角度看，它對國家是否能夠兜住衰敗底線，也有著重大影響。奧爾森曾經以分利集團理論探析國家興衰的根源。他指出，一個穩定且不受侵犯的國家，分利集團總是試圖控制國家權力，讓其成為自己獲利的工具。這樣的集體行動邏輯，根本不像一些學者相信的那樣，具有共同利益的公民會組織起來并依靠反映自己利益的組織機構來維護其共同的利益。不假，爭取利益的集體行動，確實可能獲得相關的利益，但相對于集體的每一個成員來講，他們的實際獲利其實是微不足道的。諸如工會、行業集團、農會、卡特爾、國會的院外活動集團為了分利，明顯阻止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為以集體行動謀求收入增加的分利集團，是不關心社會總收益或公共損失，結果當然傷害了國家的肌體。⑧可見，對國家兜住衰敗底線和尋求持續發展來講，規范分利集團的行動與限制國家權力的制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再次，在制約國家狀態的社會機制上，需要整個社會提住向上的精神，不至于陷入謀求好處、拒斥責任的腐敗狀態。在探究國家興衰根源的主題時，人們一般更為關注國家權力的腐敗問題，并將之視為兜住國家衰敗底線，謀求國家強盛的關鍵問題。就總體上講，這樣的斷論是不錯的。但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現代國家整體結構上看，無視社會狀態對國家發展的影響，是一個需要警惕的偏失進路。一個社會的總體氛圍，對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會發生極大的影響：社會具有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努力與國家形成積極互動的結構，對聲色犬馬有一種自我抑制的能力，能夠做到自主、自治與自律，對國家的健康發展就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力量；如果整個社會陷于萎靡狀態，不僅缺乏積極有為的愿望與行動，也缺乏提挈國家精神狀態與改善國家行動結構的能力，一味陷溺在不可遏制的私欲中不能自拔，完全喪失自主、自治與自律的愿望，那么國家也就被推向一個危險的境地。足以稱霸世界的古羅馬、英國與美國，基本上能做到國家與社會的積極互動。而古羅馬晚期的危機頻現、蘇聯以國家權力將民眾限制在私域之中，造成公權以滿足私欲為取向、私欲以綁架公權為目的的畸形狀態，國家終于喪失了健康運轉的可能，最后走向滅亡。

一個社會的向上狀態，并不是指這個社會處在一種精神上十分亢奮、無法自我調整的瘋癲狀態。這是混亂的革命時期或紊亂的社會情景中才會出現的現象。一個令人期待的向上社會，足以讓社會成員安心于日常生活，謹守內心秩序和法治秩序，但不失追求高尚的內心沖動和心存追求卓越的韌勁，并且愿意以組織化的方式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從而凸顯一種公私生活兼得的良性局面，由此形成最有利于國家兜住衰敗底線的同時，集聚國家發展的社會資源。對此，英美兩國提供了積極經驗，而蘇聯則提供了反面教訓。蘇聯尤其是斯大林統治時期，國家完全擊潰了社會，社會無從介入公共事務，于是反而尋求私欲的滿足，結果公共權力的運作喪失了社會支持力量，變成了政治精英內部的惡性互斗，權力不僅私人化了，而且最終將國家運作所需要的起碼資源消耗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