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特征影響養老模式選擇

子女數量越多，意味著家庭經濟供養的來源越多，受到傳統家庭養老觀念的影響越大，不難想象選擇家庭養老的可能性會越大，選擇社會化養老與自我養老的比例也會較低。同時，子女性別可能對受訪者選擇養老模式形成一定的影響。調查顯示，擁有女兒的家庭在社會化養老和自我養老模式選擇比例上高于沒有女兒的家庭，對于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的選擇意愿也低于后者。

隨著家庭房產數量的增加，受訪者選擇自我養老模式的意愿在增強。這主要得益于房產給受訪者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房產收益成為受訪者養老的重要經濟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受關注的“以房養老”也與房產相關，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務的一種養老方式，在老人去世后，銀行或保險公司收回住房使用權。以房養老模式被視為是完善養老保障機制的一項重要補充。

認知特征影響養老模式選擇

對社會保障體系下社會養老保險和商業養老保險的認知程度越高，表明受訪者對各種養老模式的利弊認識更加清楚。隨著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受訪者選擇社會化養老模式與居家養老模式的比例更大。調查發現，隨著受訪者對商業保險和社會養老保險的認知度增加，受訪者選擇社會化養老與居家養老的比例在逐漸增加。商業保險的認知度越高，受訪者越傾向于選擇非家庭養老模式；社會養老保險的認知度越高，受訪者卻越傾向于選擇家庭養老模式。

孝與敬是中國傳統養老文化的內容和特征。對養老文化的認知，反映了受訪者對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依賴程度。調查顯示，隨著受訪者養老文化認知程度增加，對家庭養老模式的選擇比例逐步上升，同時對社會化養老模式的選擇比例在逐步降低。這說明了對養老文化的認知越深刻，家庭養老模式越深得人心。

養老供給分析

養老服務機構

社區服務機構是承擔我國養老服務職能的重要場所，包括設立的社區服務指導中心、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服務站、其他社區服務機構。這些社區服務機構承擔了面向老人及其家庭的商品遞送、醫療保健、家庭保潔、日間照料、陪伴服務等為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設施和突出綜合服務的職能。同時，社區服務機構也包括黨員活動室、就業保障網絡、社區衛生服務站、文化活動室、圖書室、“愛心超市”、社區捐助接收站點、警務站（室）、老年活動室、未成年人文化活動場所等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機構。

在社區服務機構中，2009年，我國老年人與殘疾人服務機構約有39671個，到2012年，這一機構數達到44304個，從2009年至2012年，關于老年人與殘疾人服務機構數的增幅為11.68%。就專門的養老機構而言，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城市養老機構從2009年的5291個增加至6464個，農村養老服務機構從2009年的31286個增加至32787個，增幅分別為22.17%和4.80%。農村養老服務機構的增幅遠遠低于城市養老服務機構。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盡管老年人社會服務機構的數量歷年來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但與這些機構數量的供給數量相比，老年人口數量同時也在快速的增加。如果算上殘疾人，2013年在提供住宿的社會服務機構床位數中，老年人與殘疾人的床位數達493.9萬張，而這一數值在2004年之前僅為139.5萬張，10年的增幅達到254%（見圖1）。如果考慮老年人口的數量，2004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9857萬人，即每萬人擁有的床位約為141張，到2013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數量為13199萬人，即每萬人擁有的床位約為374張。這已經切實說明了相對于老年人口增長，社會服務的供給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所以保證社會服務的供給速度與人口增長速度相協調，是應對當前老齡化社會的重要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