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體系的靈活調整能力和分散風險能力

2007年8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對全球金融系統的核心市場和機構造成了全面沖擊，并演變為一場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在格林斯潘的眼中，此次金融危機甚至比大蕭條更為嚴重，也給美國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然而，通過在危機中及時采取監管體系的調整、分散金融風險、創新金融救助手段以及推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等措施，美國成功地將危機對本國的損失降到了較低水平，實現了快于歐洲的經濟復蘇。

進行內部的金融體系調整，同時積極將損失分散到全球金融市場

本世紀初，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政府將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趨向寬松、金融管制放松，創新金融工具迅速發展。美國和歐洲的銀行開始轉變經營模式，追求更高的利潤，證券化的衍生金融工具被大量運用于住房抵押貸款，這些衍生金融工具將投資組合的風險分散打包，進行重新配置，在促進房地產市場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領域的風險。2008年3月16日，美國投行貝爾斯登公司以每股2美元的超低價出售給摩根大通銀行；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同日，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2008年9 月21日，美聯儲宣布批準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實施業務轉型，轉變為普通商業銀行。至此，美國金融業前五大投行全軍覆沒，華爾街經歷了一場“世紀洗牌”。然而，美國的銀行業并非這次危機的最大輸家，從IMF統計數據來看，歐洲等地區的累計損失遠遠超出了美國本土銀行業（見表1）。這一方面源于美國在危機發生之前運用衍生金融工具將潛在的風險和損失轉移到國際市場，更在危機發展中通過區別化的金融救援措施向國際市場轉嫁損失。如2007年12月和2008年3月，美聯儲分別為美國銀行收購Countrywide公司和摩根大通收購貝爾斯登提供了利益擔保，但在2008年9月，美國財長鮑爾森宣布不會援助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美國銀行隨即拒絕了雷曼的并購意向，雷曼兄弟公司最終申請破產保護。然而，在雷曼申請破產保護后的一個月，美國財長即宣布將盡力挽救銀行等金融機構，美國銀行也在拒絕收購雷曼后迅速與陷于困境的美林達成收購協議。對比同樣陷入次貸危機的金融機構，美聯儲選擇放棄對雷曼的援助有其必然性。一方面，雷曼風險資產投資比例最高，根據雷曼兄弟2008年2季度公布的數據，雷曼兄弟總計持有65億美元的債權抵押證券（CDO），投資規模排名第五，次于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高盛和花旗集團，但是其抵押證券業務占其總投資資金的比重則排名第一。盡管美林證券和摩根士丹利在衍生品上也有較大虧損，但是其經紀業務比例和資產結構要優于雷曼。另一方面，雷曼的國際業務比例相較其他投資銀行更大，尤其是在歐洲的業務規模超過了本土。因此，雷曼的破產，美國經常被批評的一點就是將損失轉移給國際投資者，從而減少國內損失。

出臺一系列靈活的金融救助措施

一是推出一系列創新金融救助工具，推動金融救援措施的實施。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資本市場功能嚴重退化，傳統的貨幣政策難以發揮較好的救市效果，美聯儲通過貨幣市場的金融工具創新，增加貨幣政策的投放渠道，從而保證量化寬松政策順利推行。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迅速推出反應了美國金融業強大的創新能力和恢復能力，通過這些政策工具，美聯儲順利向金融體系甚至實體經濟及時提供了流動性資金，有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避免市場情緒崩潰，從而抑制了經濟在短期內的迅速衰退。

二是綜合利用救市手段。首先，在危機發生時，美國政府出手干預市場，對大型金融機構及房地美、房利美實施帶包和融資，但是美聯儲在實施救市行為時，并不改變企業的經營方式，沒有進行價格干預，且美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大多是非政府性的干預行為（見表2，P14），因此在救市的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市場運行機制（鄭有國、杜連艷：《重回凱恩斯主義——美國救市經濟思想評析》，《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5期）；其次，美國政府綜合利用減稅和降息政策，從而增加資本，擴大經濟中的投資，從供給角度調節經濟活動（鄭有國、杜連艷：《重回凱恩斯主義——美國救市經濟思想評析》，《和平與發展》，2009年第5期）。從2007年9月開始，美聯儲開始逐步調低利率，2008年12月，美聯儲利率水平已達到0-0.25%。2008年1月4日，美國政府通過總額1500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使美國家庭享受稅收返還，商業投資享受第一年50%的折舊。2008年1月20日，美國政府又提出了總額145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通過減稅手段刺激投資和消費；最后，利用財政擴張和貨幣供給的手段展開救市活動，配合奧巴馬政府擴大基礎設施件建設、新能源開發等經濟措施政策。由此可見，美國在開展本輪的救市活動時，并沒有像“大蕭條”時期一樣，單純通過財政政策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是在保留自由市場經濟基本運行機制的基礎上，從維護市場機制的角度出發，以非生產性的方式對經濟進行扶持，從而從供給的角度刺激經濟的內生恢復。

三是修訂出臺相關法律，進行全面金融監管改革。為了加強監管和金融體系的重塑，美國進行了一系列金融監管改革。2009年6月，美國公布了《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重建金融監管》，該方案涉及金融業的各個領域，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以及投資者和消費者，堪稱“大蕭條”以來美國最雄心勃勃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2009年10月，眾議院通過了專門針對系統性風險的立法——《金融穩定改進法》，賦予新的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美聯儲、存款保險公司以巨大權力，來監管并解決受困金融控股公司給經濟與金融帶來的系統性風險。2010年7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正式簽署實施，標志著歷時近兩年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立法完成。該法案是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將成為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地位相當的又一金融監管基石。

在對國內金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的同時，美國也積極聯合歐洲等發達地區和國家，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推動國際組織的金融改革，嘗試重塑全球金融發展與監管格局。2009年10月，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提出《降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道德風險的工作計劃》，明確了應對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問題的總體框架。2009年11月，根據G20領導人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和金融穩定理事會共同制定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評估指引》。2010年11月，金融穩定理事會按照G20領導人匹茲堡峰會相關要求，發布《降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道德風險的政策建議及時間表》的報告，提出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總體政策建議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等國際機構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建議。美國作為危機的發生國和改革的先行者，在國際金融監管框架的重新構建上發揮了領頭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