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發展不但改變著經濟社會發展，影響人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同時，也改變著政黨的生存環境、執政環境與執政基礎，甚至也改變著黨的建設模式、方式與方法，改變著黨的領導理念、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在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的同時，無疑也面臨著信息化發展的影響與考驗。這種影響與考驗，不僅僅是技術層面、電子黨務層面的，還涉及到黨的建設的理念、內容、方式與方法；不僅影響到黨的自身建設，還影響到黨的領導、我國現代化建設與民族復興大業。

相關理論分歧與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通過專題發言、提問與論辯，中外學者就信息化發展與政黨變革達成若干理論共識的同時，也明顯存在爭議與認識分歧，明確指出了政黨政治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相關問題。概括說來，相關理論分歧與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如下：

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對政治生態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信息技術怎樣改變了黨，是否改變了政黨政治秩序、改變了政黨意識形態？信息技術發展與政黨“從階級黨向全民黨轉變”之間是否具有內在關聯？這有待于深入研究與論證。

對于信息化發展對政黨的影響，能不能確定一些具體指標進行大數據分析與量化研究，以進一步確定信息技術變革、社會變革、政黨變革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弄清政黨政治哪些變化是由信息技術發展直接引起的，哪些變化僅僅是社會轉型的連帶效應？

WEB1.0和WEB2.0作為互聯網的兩個時代，在技術方面存在很大差別，具有不同的網絡化邏輯。這對政治生態的影響及其影響機制應該有所不同，執政黨的回應策略也應該有一定的時代差異。政黨不宜用回應WEB1.0時代的思維與策略，來回應WEB2.0時代，否則，就會因思維慣性而僵化、保守乃至落伍。

中國共產黨在適應信息網絡技術發展、運用新技術方面，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打破舊的框框，充分運用信息網絡整合執政資源，有效提高執政能力。

中國黨政關系、黨委書記與行政首長關系具有特殊性，二者關系類似于非對稱性的商務寡頭模型，黨政權力非均衡、書記和市長不對稱，書記權力比較大、市長權力相對較弱；雖然黨政形式上是分開的，但我國黨政高度同質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政黨如何超脫、如何重構黨政關系以強化與社會的溝通，值得深入思考。

在當今時代，政黨回應技術發展、運用新技術新方式與民眾溝通很有必要，但信息技術（或者說溝通渠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溝通內容？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新技術也許對溝通內容沒有多大影響，新技術未必能引起政黨自身變革，政黨未必要被新技術牽著鼻子走。有的西方學者則強調：千萬不要把社交媒體和大眾媒體混為一談，傳統平面媒體更多強調的是對現實政治問題的深入分析，但在社交媒體上這些內容并不太合適。在社交媒體上的主要是年輕人，若想吸引他們，就要使用他們的語言、針對他們的興趣與話題。在這一方面，渠道會改變、影響內容。

在信息化條件下，能不能重新建立政治信任、怎樣建構政治信任創建更加美好的明天？政治信任問題有沒有文化因素、不同文化因素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建構政黨政治信任是否需要考慮個人因素、政治因素？各國政黨是否有建立政治信任的通用方式，還是因人而異、因黨而異、因地制宜？政黨如何考慮各方面因素來建立社會信任？這些問題都非常有意思，也都需要深入研究。

當代西方政黨在強化“黨員”聲音、增強黨員代表力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思考“增強黨員的代表力”有沒有張力、有沒有邊界、是否會影響黨組織統一？如何處理好黨員代表力和黨組織的關系？

西方“開放式初選”對政黨究竟帶來什么樣的結果，這對歐美政黨是否有所不同？歐洲政黨向非黨員開放，是否會導致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矛盾？有的學者認為，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開放式初選”強化了政治家的個人中心作用，弱化了政黨的組織功能；但在歐洲，組織功能恰恰是歐洲政黨的強項，“開放式初選”強化了黨的選舉功能，卻弱化了政黨傳統的組織功能與代表功能。這對歐洲政黨而言，究竟是強化了黨，還是弱化了黨？政黨基礎究竟是立足于正式而穩定的黨員，還是面向選舉中支持你的非黨員？如何避免當前贏得了選舉卻導致傳統黨員與支持力量的流失？如何權衡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眼前選舉得失與政黨長遠發展之關系？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與思考。

在當代，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尖銳挑戰：一是在社會政策上，怎樣處理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正義的關系？中國改革怎樣擺脫利益集團的束縛？二是在長期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怎么防止生命力衰退、建立科學合理的權力運行機制？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自我進化，一方面強調加強黨的監督，在現有體制下如何做到？

對黨員規模問題，中國共產黨到底應控制在多大規模？黨員和民眾之比應該控制在20：1，30：1，50：1，還是80：1？多大的黨員規模更有利于發揮政黨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作用？現在我們控制黨員規模，是否會導致今后黨員年齡結構失調，這些都有待于深入觀察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