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下公眾凝聚力的特征

政府信任是公眾凝聚力最主要的標志之一。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社會發展面臨諸多困難的情況下，政府信任成為間接解讀公眾凝聚力變化動態的關鍵性指標。在調查中，當我們問及公眾對政府發布信息的態度時，73.2%的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對政府持有信任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在2014年底發布的《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研究報告（2014）》中指出，2014年城市居民對政府持有比較信任的狀態，且與2013年相比略有提高。這與我們的調查結果十分一致。經過多元回歸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與公眾的凝聚力指數具有十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3.955>2.580，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即對政府的信任感越強，公眾的凝聚力就越強。政府信任感的逆勢爬升成為公眾凝聚力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公眾凝聚力的提升也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更加凸顯。

經濟發展是公眾凝聚力的內涵和動力。“新常態”作為我國當下執政和發展新理念的關鍵詞，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來始終是關注焦點，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而經濟新常態是中國公眾關注的核心，它的提出，對于中國公眾而言是一劑強心針。從調查中，我們看到，公眾對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的信心十足，70.7%的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對此持有信心。而且這股強大的信心同時在促進中國公眾凝聚力的提升，分析發現，中國公眾對當下經濟發展的信心和公眾的凝聚力指數呈現出十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3.942>2.580，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經濟發展成為凝聚公眾的重要內涵和動力。中國經濟仍然可觀的增量預期、更加多元的增長動力、更趨穩定的發展前景以及加速釋放的市場活力都成為公眾對經濟發展持有信心的基石，并進一步增強了公眾的國家和社會發展共識，從而促使凝聚力高度匯集。

政府行為是公眾凝聚力的風向標。政府職能涵蓋社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調政府層面的宏觀管理、間接管理，突出協調、監督與服務職能，“大道至簡”成為中國政府職能的正確歸位，也理所當然是民心所指。事實上，在對目前中國政府職能轉變的滿意度進行調查時，我們就發現，56.0%的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滿意，肯定了政府部門在簡政放權、創新公共服務、加強市場監管等方面作出的改革成效。與此同時，值得關注的是，該滿意程度與公眾的凝聚力指數呈現出十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2.848>2.580，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由此可以看到政府行為滿意度和公眾凝聚力水平高度一致的變化方向，即公眾對政府行為越感到滿意，其形成的凝聚力就越強。因此，政府行為便好似風向標。近年來加大政府職能轉變力度及強調進一步市場化的改革，促使公眾凝聚力隨之攀升。

“國家”是公眾凝聚力有力的集體單位。在此次調查中，當問及中國在國際發展及國際間交往上取得成就的感受時，95.0%以上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具有榮譽感，并且這種榮譽感的感受程度與凝聚力指數呈現出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2.238>1.960，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由此說明，基于國家和民族的榮譽感是增強公眾凝聚力的重要因素。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短短兩年間，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先后出訪17次，足跡遍及五大洲50多國，會見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近500人次，在世界上刮起強勁的“中國風”。2014年，中國成功舉辦APEC北京會議，進一步明確未來亞太合作的方向與目標，勾畫了建設亞太互聯互通網絡的新藍圖。中國在國際社會發展中取得日新月異的成績，公眾的凝聚力被國家這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所引導，積攢成更為有力的吸引力和聚合力，成為鞏固和提升公眾凝聚力的重要推力。

社會公平和基本保障是公眾凝聚力的基礎。身為國家公民，公平和保障應是基本訴求。在2012年的公眾凝聚力指數調查中，我們曾得出結論：人們在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更可能會處于情感的需要參與公共活動。凝聚力是一種精神力量、情感力量，只有在自身的底線公平和基礎保障得到滿足時，才會展現團結精神、談及凝聚力。在本次調查中，首先，我們從養老制度并軌切入，問及公眾對政府在社會公平方面所作努力的評價，64.7%的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認同，顯示了中國公眾凝聚力提升具有了愈發牢固的基礎。此外，我們還驗證了這樣一層關系，即公眾對政府推動社會公平的滿意度與公眾的凝聚力指數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t|=2.107>1.960，在0.05水平上顯著相關）。由此，一方面是對中國政府在推動社會公平、完善社會成員基本保障方面所作出努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其反過來也為中國公眾凝聚力的提升夯實基礎，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