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的未來走向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如果從一個相當長期的時間跨度看，經歷了馬爾薩斯式的貧困陷阱、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現在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將要進入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長，所以中國也需要調整發展戰略，求得新的發展。⑩

中國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與中國民間企業與居民的房地產投資是中國轉向現代社會的一個必經步驟，這已被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歷史發展進展所證實。但從現實看，這種發展已經式微。公共工程投資也已出現多種公私合作或市場化投資與運營的多種商業模式，公私合作從具體模式來說，包括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建設、運營、移交）、BT（Build-Transfer，建設、移交），TOT（Transfer- Operation- Transfer，移交、運營、移交)、ROT（Renovate-Operation-Transfer，改擴建、運營、移交），BOO（Build-Own-Operation，建設、擁有、運營）等，這些在西方國家已有大量成功案例，國內一些項目也已沿用，并大大提高了投資效益。所以，中國以后的大量基礎設施建設都應轉向公私合作的相應模式，政府則應基本轉向公共財政，支持企業和個人自擔風險的投資。

在需求明確、利基清楚的領域，政府應固守的是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為社會投資主體提供宏觀投資大數據信息服務和風險提示，鼓勵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企業和個人則是自擔風險，占有收益的投資，從社會發展和演化來看，社會要發展，技術要升級，結構要調整，都離不開投資和建設，社會經濟的運行始終需要高素質的運動員來推進，但政府的作用應是建構制度軟環境，強化產業規制，實行負面清單政策，重點是明確禁止發展的方面，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和總體均衡，讓市場之手在法治的環境下充分發揮作用。

從短缺到產能過剩，從農業大國到制造業大國，中國經濟已經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大規模的硬件建設已基本告一段落，政府工作重心應轉向執政能力的提升、創新能力的培養、結構體系的完善、服務體系的健全、現代文明的普及、社會安全網的編織。在繁華的城市群構造下，還應有美麗樸素的鄉村，在保護高凈值人群的合法權益時，更要扶持和支持社會底層人員享受教育和培訓的權利，實現充分就業和輕松創業。未來應著力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個人、企業、社會團體和政府都應承擔相應的責任，路徑應是以文化融合共識，以法制維護公正，以創新提升效率，以市場和分工形成體制彈性，以多元共生形成經濟生態，以福利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注釋】

①許憲春、王寶濱、徐雄飛：《中國的投資增長及其與財政政策的關系》，《管理世界》，2013年第6期。

②李稻葵、徐欣、江紅平：《中國經濟國民投資率的福利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2012年第9期。

③《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人民日報》，2014年7月31日，第8版。

④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形勢課題組：《下半年經濟總體趨穩  適度增加調控靈活性》，《中國證券報》，2014年8月4日，第16版。

⑤于寧：《“后人口紅利時代”中國的挑戰與機遇——基于老齡化經濟影響的視角》，《社會科學》，2013年12期。

⑥王建：《盡快實施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結構大調整》，《中國證券報》，2014年7月21日，第9版。

⑦張銳：《服務業不應成為經濟增長“短板”》，《中國證券報》，2014年8月6日，第4版。

⑧姚洋、張牧揚：《官員績效與晉升錦標賽——來自城市數據的證據》，《經濟研究》，2013年第1期。

⑨宋亞平：《警惕城鎮化建設誤入歧途》，《江漢論壇》，2014年第4期。

⑩蔡昉：《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基于一個貫通的增長理論框架》，《經濟研究》，2013年11期。

責編/徐艷紅  袁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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