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重點發展目標之后的其他產業發展不足，導致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中國的投資增長主要體現為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房地產發展是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市場經濟由于各個經濟主體的自擔風險和自負盈虧特點，對盲目擴大投資有一定制約作用，但由于經濟主體間權利缺少制衡和風險承擔的不對稱，仍會出現好大喜功的非均衡發展，需要通過制度建設明確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職責，引導社會轉向創新發展模式，提升整體社會福利。

【關鍵詞】 固定資產   房地產   創新    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一種經濟形態的產生，源自基本的物質環境，短缺導致需求，習俗形成共識，共識衍生出文化與理論，理論提升并固化為規則和制度，制度則強化改造社會與經濟結構，并內在地產生對相應技術的需求，技術從社會的微觀層面產生，但會演化為一種強制性變革力量，進一步改造物質與社會環境，建筑、建設與社會建構，遵循的也基本上是這一邏輯。

改革開放后中國投資增長形成新的經濟動力

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重點發展目標之后的其他產業發展不足，特別是民生用品的嚴重短缺，這種情況不光中國存在，蘇聯及東歐國家，以及當今的朝鮮都存在，這是經濟資源嚴重偏向于某一方面之后必然會出現的結果。但與此同時，短缺本身即意味著需求，也即存在一個現成的、廣大的、顯性市場，從而成為市場化改革后最豐富的利基市場。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改革開放后僅僅是放開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量工廠就生產出源源不斷的產品銷往全國各地，因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市場感覺即使在嚴格的計劃管制時期也沒有被消磨掉，更主要的則是它們有引進技術與設備的地理便利和地方政府的開明思維，當然也因為這些地區多年來處于海防前沿而沒有工業基礎，只有放開思想和打開國內外市場，才會有迅速發展的機會。

發達地區的官員大多見識較廣，特別是毗鄰臺港澳的東南部地區的官員和民眾都清楚中國內地與境外及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與引資路徑，他們對上要政策，對內營造環境，于是修橋筑路，平整土地，調整稅收，設計并頒布實施有利于招商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所謂筑巢引鳳，即為此舉，其時饑不擇食，多多益善，從而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及產業結構的低值化與重復性也因此泛濫。現在看，這應該是經濟發展特定階段的必然現象，簡單地批評指責并不是一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但當后進地區依樣學習和跟進，發達地區又遲遲不進行經濟調整時，局部的、本可以很快改進的問題就成了全局性的問題了，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則又受到不斷升級的消費結構和有限的國內外市場的雙重制約，最后則轉化為不斷加重的產能過剩。

工業化不斷深化的結果是人口的集中及對服務業需求的提升，并使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長期脫離農業轉向工商業，這就是城鎮化或城市化的演進邏輯，城市化的直接需求是房地產及其相關服務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又形成新的經濟推動力量，從政府到普通居民，全都心向往之。

中國的投資增長主要體現為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是指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建造和購買的固定資產的工作量和與其有關的費用的總稱，包括500萬元以上建設項目的投資、房地產投資和農村住戶固定資產投資三個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可分為三個階段：1981-1989年為第一階段，主要解決歷史欠賬，年均名義增長19.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0.7%；第二輪增長為1990-1999年，為沿海地區和開發區為重點，年均名義增長21.1%，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2.3%；第三輪為2000-2011年，年均名義增長22.6%，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19.4%。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貢獻，在第一階段為11.7%，第二階段為40.3%，第三階段為48.8%。①

對于中國投資的成效需要進行經濟福利分析。經濟學家李稻葵等人通過對兩個投資率的計算驗證了中國投資的適度性。一個是境內投資率，用來衡量中國境內的總投資量，采用固定資產形成總額/GDP來計算，另一個是國民投資率，即（境內投資+對外投資）/GDP。計算結果表明：中國上世紀90年代福利最大化投資率要比平均境內投資率高6%，比國民投資率高4%；2002年后則反過來，境內投資率高于福利最大化投資率5%，國民投資率則比其高12%；2006年以后國民投資率則比福利最大化投資率高50%以上。1990-2008年實際投資率相對福利最大化的投資路徑總福利損失約為5.9%，相當于每期損失約3.8%的GDP。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