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行業可以暫時保留較多的國有股權。一類是需要大范圍協調的基礎性行業，如交通、通訊和其他公用事業。這些行業是整個社會運行的基礎，業務活動需要與不同地域人群、不同政府部門進行大量的、長期的協調，涉及復雜的“國家利益”和各種尚不完善的規章制度，且投資金額巨大，純粹市場調節幾乎必然導致投資不足。在我國目前的行政體制和發展階段下，國企身份對于完成復雜的協調任務有一定幫助，因此在這些行業有一定競爭優勢。

另一類是存在高度信息不對稱的行業，如醫療衛生、設備維修、工程建筑等。信息的不對稱意味著欺詐容易發生，民營企業存在過強的牟利動機，在這些行業難以獲得消費者的信任。相反，“所有者缺位”的國企牟利動機較弱，反而容易得到消費者認可，有一定競爭優勢。例如國外醫院經常注冊為“非盈利機構”，原因之一就是通過承諾不分配利潤從而迅速獲得消費者信任。不過，即使是在一個信息嚴重不對稱的行業，當企業獲得廣泛信譽之后，國家也應逐漸減持股權，因為“信譽”本身就是解決需求方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利器，而國有股權的退出更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

當然，放棄絕對控股，并不等同于失去對國企的控制。事實上，在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僅20%的股權也足以保持控制力。但是放棄絕對控股意味著在特定情況下，民間資本也可以對企業決策產生較大影響，這種可能性的存在能夠有效約束國家股東的行為。也只有這樣，民間資本才真正有意愿參股國企。企業家王健林曾說：“如果央企國企保留一個相對的持股比例，比方說40%，剩下60%由三家民營企業來合作，理論上說還是國有企業保持相對控制力。但是，民營企業合在一起的股權又大過了它的股權，這種機制產生的效果，才能使整個管理機制發生變化。”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代表性。

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應重視去行政化。比政府持股更糟糕的是行政壟斷，比行政壟斷更糟糕的是行政干預。行政壟斷是一種制度安排，雖無效率，依據可以是“國家利益”，而日常性的行政干預很容易夾帶各種灰色交易，弊病很多。另外，官僚激勵是基于政治和政績，實行自我評價且不承擔后果，企業家激勵則是基于財務績效，實行市場評價且自擔后果，兩者完全不相容，一旦結合，將產生不可預測的破壞力。

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國有資產轉讓，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就是“國有資產流失”。定價過高，民間資本不會有興趣，定價過低，則有職務犯罪風險，做到“恰到好處”難度很大，這可能成為國企改革的一個障礙。我國經常以國資“凈資產值”作為定價標準，這大概是在市場機制缺失條件下，唯一有說服力的定價方式。但問題在于，這種定價不能反映資產在未來的盈利能力，必然導致“靚女先嫁”和“丑女難嫁”的結果，最后賣掉的都是高質量資產，留下的都是低質量資產，而且未必能避免國有資產流失。例如國企“中國人壽”在股票市場的交易價格是其每股凈資產的三倍多，如果按凈資產減持，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多少？相反，很多虧損的地方國企，按凈資產出售幾無可能，而拖延只會造成更多的損失。

國有資產轉讓的難，難在沒有絕對可信的國家利益代表者，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堅決承諾讓市場決定價格。上市公司的股份轉讓，只需要參考市場交易價格。非上市公司的資產轉讓，可以通過拍賣等市場化機制發現價格。判斷國有資產轉讓價格是否合理，關鍵看程序是否合規，而不是看價格是否高于凈資產。

提升國企治理能力亟需克服兩大阻力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代表的國企改革，阻力大致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者，一個是既得利益獲得者。但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兩大阻力。

一方面，對于前者來說，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釋放和發展生產力，公有制只是手段。如果國家持股的確不利于提高企業效率，過度堅持恐怕會本末倒置。現階段的“國退民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選擇，不排除將來條件成熟時的“國進民退”。經濟利益固然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是如果人民能夠快樂幸福地生活，本身就是對這個國家最大的贊許，就是愛國愛社會主義的表現。

另一方面，與其他所有改革一樣，國企改革也必然會觸及很多既得利益。首先會涉及一些官員利益，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切斷一些利益通道可能是對官員最好的保護。消除行政壟斷則會涉及大量國企員工的利益：工作無壓力，還可以獲得可觀的收入和福利，這是典型的壟斷利益，是建立在損害全民福利的基礎之上，本不應持續。相比于當年的國企職工“下崗”現象，新一輪改革的調整壓力應該在可承受范圍內。

一言以蔽之，為了提高國企效率，改善市場環境，必須深化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意味著大幅降低國企的國有股權比重，具體幅度應視行業特征而定，同時應消除行政壟斷和行政干預。國企改革的阻力既來自一些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者，也來自一些既得利益獲得者，總的來說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