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整體布局的走偏，帶來諸多結構性問題。
系統錯位。人類農業有兩大系統：草地農業系統和耕地農業系統。我國現在草地農業系統越來越萎縮，“以糧為綱”的“糧食情結”使耕地大舉侵占草地，耕地農業越來越發達，草地農業逐步退化，而人類對肉食的需求又與日俱增，人們的食物消費結構由8：1：1變成4：3：3（即過去吃8斤糧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糧3斤肉3斤菜）。同時，草地超載過牧達到36%，超載過牧又使草場不斷退化。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給內蒙草地的補貼每年每畝僅0.16元，近幾年雖大幅提高，每畝也僅3元。草地農業與耕地農業兩大系統的錯位發展，帶來諸多隱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還草，恢復自然生態。
格局錯位。我國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來就是魚米之鄉，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了“南糧北運”的格局。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今天南方某些地方不再種糧。廣東糧食自給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國糧食連豐連增，主要靠的是水土條件差的北方的生產，地下水過度超采已使華北平原20多萬平方公里范圍內成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為解決北方缺水問題，國家投巨資搞三條南水北調工程，專家測算，送到北京的水，僅成本價每噸就要30元，如果用這個水去種小麥，每斤小麥僅用水成本就高達15元。用“南水北調”的水種出糧食，再把糧食運到南方，這又是變相的“北水南調”。
利用錯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為“人吃種子、畜吃根莖葉”，然后人畜糞便還田作肥料。今天這一規律被打亂，動物與人爭糧。2013年，全國養牛1.5億頭，羊5.6億只，加上其他畜類和家禽消耗，飼料糧高達3.8億噸，動物吃掉6億噸糧食總產量的大半，近年來消耗量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增長。按照傳統養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個月出欄；一頭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欄。全國每年僅6億噸農作物秸稈就可以飼養出數億頭（只）的牛羊。而目前的現實是，大家都急功近利，不喂秸稈喂糧食，從而導致農作物秸稈無處存放。農民為爭種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為防焚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圍追堵截。應為農作物秸稈找個合理出路，一面采用新科技對其綜合開發利用，一面恢復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鏈規律。
全國六千多萬留守兒童，加上兩千多萬隨父母到城里漂流讀書的孩子，這個群體成為中國未來農業的后備軍。據江蘇盱眙縣調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來自于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已成差生孩子和問題孩子的代名詞，他們是時代的孤兒，社會的棄兒。兒童教育問題令人憂心。教育投入不足，全國推行撤點并校，現在學校由原來的50多萬所撤并到20多萬所。農村小孩面臨著新的上學難問題。有關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10.8里，初中生35里。農村教育落后導致嚴重后果，5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7.8年，1億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步入社會，使我國的農業后備軍科學文化素質難以提高。
近年來，日本實施接班人計劃。1993年，日本制定《農業經營基強化法》之后，農地流動的方向主要是向“認定農業者”集中。“認定農業者”指那些在改善農業經營效率和擴大規模上有積極性的農業經營者，政府從大學畢業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對其進行培養，由市町村進行選擇和認定，被認定者即可獲得諸多農地經營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即將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職業技術學院，這是一件符合中國實際的好事，但不應“一刀切”。農村教育，尤其貧困地區、農業大區的教育，應改變千軍萬馬擠一條獨木橋的現狀，由精英教育模式改為生存教育模式，讓大多數孩子從小就學習掌握一門生存發展的技能，以此培養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鄉土人才。印度有一萬多個教育機構，80%以上都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美國正在開展“工匠運動”，在社區興辦“工匠空間”。奧巴馬6月18日舉辦“白宮工匠嘉年華”活動，國家擬撥1250萬美元作為獎金，獎勵全國工匠教育和培訓。國家把這項活動作為培養制造業人才的平臺。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齡、身體、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鄉重新務農的農民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群體越來越龐大。他們的生存狀態關乎和諧社會的建設進程和中國現代化的質量。他們是被城市“干完活走人，市民權免談”的“野蠻”政策遺棄的一族。
北京有800萬北漂，但每年只有18萬轉戶口指標，戶口已炒到70萬一個。積分制是一條入戶通道，但上海、深圳、廣州等實行積分制的城市，一年靠積分入戶的僅3000個左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農民工普遍向往城市，有回鄉意愿的僅占7%，但現實是在城里買房的僅占0.7%，這兩個“7”的巨大反差值得社會各界深思。從表面上看，“后打工時代”表現為用人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背后隱藏的，卻是現行的農民工體制無法保證他們在年輕時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這一問題。由于各方面都不愿意支付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化所需的成本，大多數農民工來到城市之后，無法實現“能力再造”，無法享受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就業、住房、社會保障、衛生服務、教育等方面的權益，只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青春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一旦沒有體力可出、青春可換，那么“回家”也就成了農民工唯一而又無奈的選擇。
這個群體當前面臨的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職業病問題。全國有兩億多職業病患者，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農民工群體。一份調查顯示，職業病患者的農民工，其中85%都在自己的家中死去。在人生面臨生與死兩大關頭的關鍵時刻，身處何處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在家還是在醫院是生活質量的根本體現。如果若干年之后這些人職業病高發，打工掙的錢也已花光，那不光是他個人的痛苦，更是家庭的負擔、社會的包袱、政府的責任。上億患者對農村農業的拖累，今天很難想象出會在未來給社會造成怎樣的后果。他們手無余錢，身無長技，體弱多病，社保無份，務農無力，他們是典型的“裸老族”。如何安放他們的晚年，是社會面臨的嚴峻課題。
（作者系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博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