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憲法還莊嚴定義著毛澤東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社會階級和階層分化以及相應的國家轉型，此國家已非彼國家，此“執政黨”亦非彼“革命黨”，變質的危險很大。最為明顯的是，雖然工人和農民還占“人民”中的大多數，但無論是他們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例，還是他們所占有社會財富的比例，抑或是他們所享有的社會話語權利和文化資源份額，都相對下降了。

繞了這么個大彎，是為了更全面和更歷史地回答你的問題。中國的媒體制度基于共產黨的革命傳統及其“黨報理論”。相反，資產階級把“新聞自由”定義為媒體相對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對“新聞審查”和“網絡控制”的話語正是以后者為出發點。如何面對這樣的輿論攻勢？

與對中國媒體和文化的極度商業化的批判相輔相成，我一直是當下中國媒體的城市中產階級偏向、官僚資本化，包括被媒體人的經濟利益和表達需要所劫持等問題的批判者。當下，中共正希望通過重拾“群眾路線”和反腐保持自己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執政合法性。作為這些努力的核心部分，中國媒體應該通過去商業化和推進在媒體制度、媒體組織內部管理與分配、日常生產流程與媒體實踐各層面的去官僚資本化和民主化，來真正落實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四權”，從而贏得自己國內外的聲譽。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媒體民主化意味著被邊緣化的群體有機會進入社會話語空間，它不等于商業化，更不等于私有化和去“官方化”；相反，它要求去商業化和更好地落實“官方”的群眾路線，使媒體的黨性和“人民性”，也即“官方色彩”和“民間色彩”更趨一致。

鑒于現代西方商業媒體制度本身就是與壟斷資本主義相配套的社會傳播方式，中國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然要求有自己的制度創新。如我曾引用黃平教授所言，追求“軟實力”最重要的不是如何走出去影響別人，而是中國自己得有個被廣泛認同的“文化—倫理格局”，“然后廣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樂”。如果不再有成群的工人在接二連三的工業事故中失去生命，如果他們中最受壓迫的群體不需通過跳樓自殺來向國家和社會表達他們的絕望，如果一個真正致力于兌現自己立國革命諾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希望的那樣，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以社會主義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縱使其媒體有“官方色彩”，又何妨？更何況，就像當年遠在延安山溝里的共產黨吸引到了像斯諾這樣的西方進步記者一樣，在與中國媒體的競爭中，西方媒體不但不會因為其對中國媒體“官方色彩”的貶損而得分，反而還會因為偏見而最終失去自己的公信力。同時，那些希望在中國（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聲音，即使在中國被邊緣化和受到國家權力壓制的情況下，相信也不怕沒有國際資本和海外反共勢力提供的媒體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