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美國對挑戰國家群體“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個因素，而非西方國家的當權者沒有堅強的政治意志是另一個因素。這里，一個更重要的解釋很可能是，這些國家的統治精英為了維護本國信息傳播資本集團與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國信息資本所業已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本來就沒有從根本上挑戰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信息傳播秩序的強烈政治意愿，而只是希望通過機會主義地與美國斡旋，為本國資本在全球信息資本主義秩序中多分一杯羹而已。

也就是說，非西方國家的當政者有沒有決斷挑戰美國信息傳播霸權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而這點又與這些國家內部在信息傳播領域的階級利益布局和意識形態斗爭態勢緊密相關。在這方面，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我注意到，作為中國最大的亞洲鄰國，印度并沒有參加2012年9月的北京“新興國家互聯網論壇”，而只派了使館官員作為觀察員。印度學者的研究表明，美國的威逼利誘，與硅谷信息技術資本有緊密聯系的印度本國產業資本集團的利益驅使，國內的黨派政治利益，還有在印度社會十分活躍的、高度認同美國“信息自由”意識形態的印度市民社會組織的壓力，使印度在全球互聯網治理問題的國家立場上蛇鼠兩端，在聯合新興國家反對美國信息霸權方面出爾反爾，游移不定。

當然，盡管《華爾街日報》發表過新華社社長李從軍呼吁建立“媒體聯合國”的文章，在美國媒體有關互聯網治理問題的報道中，壓倒性的話語主題還是中國等國家的“網絡控制”框架。這在左右全球輿論方面也有很大影響。

不過，在全球信息傳播民主化這個問題上，我會持謹慎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在斯諾登的爆料已經摧毀了美國“網絡自由”意識形態的可信性之后，現在可以說是其他國家聯合起來挑戰美國信息傳播霸權的歷史性好機遇。在這方面，巴西政府通過2014年4月的互聯網制憲會議，既整合了國內的相關力量，通過了非常有進步意義的互聯網立法，又贏得了國際聲譽。同時，在雙邊關系上，巴西更是通過這一會議用足了與美國討價還價的機會。與2012年9月印度在北京的“新興國家互聯網會議”中的缺席形成類比，中國和俄羅斯被排除在巴西會議的13個主辦國之外這一事實，也進一步說明，不用說“媒體聯合國”，就是“金磚五國”在互聯網全球治理問題上形成共同抗衡美國的力量，也是難上加難的。由于涉及意識形態、信息主權、甚至一個國家的自我認同問題（如印度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自我認同），這方面的聯合和另類機制建設比設立“金磚國家銀行”難得多。但是，基于當下金磚國家在國際金融合作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我認為，這些國家把媒體和互聯網問題當作下一步合作的努力方向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2016年在中國召開“金磚五國”首腦峰會的時候，中國的相關部門是否可以考慮把“金磚五國”在全球信息傳播秩序問題方面的合作提到議事日程上？為了這種可能，中國的官學媒各界需要做哪些多邊和雙邊的溝通和準備？如果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不但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屬于不同類型，而且還有邊界紛爭恩怨的亞洲大國和鄰國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更多的合作關系，那么，實現“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理想圖景就進了一大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