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知識、人才三管齊下，構筑“在村治理”新網絡

恩施州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轄恩施、利川兩市和建始、巴東、宣恩、來鳳、咸豐、鶴峰六縣。它偏處鄂西南，距離武漢600公里，全州403萬人口散居在巫山山脈、武陵山脈、齊躍山脈三大山脈之間2.4萬平方公里的高山地帶上。針對當地農村交通不便、農民到鄉鎮和縣城辦事極其不易的實際情況，巴東縣從2013年以來在各村建設“農民辦事不出村”服務平臺，實現了縣鄉村信息便民一體化。建始縣近年來先后投資1500多萬元，在全縣100個村建起了“網上黨員群眾服務中心”，與實體化“村（社區）動員群眾服務中心”同步推進，實現了“黨建工作‘一鍵通’、黨群服務‘一網通’、教育培訓‘一站通’”，有效提升了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水平和服務群眾能力。這兩個縣的具體做法盡管各有不同，但在利用農村信息化建設提升服務群眾能力與水平上卻是一致的——將現代信息技術延伸到村莊，在村內搭建信息化便民服務平臺，讓信息網絡代替農民跑腿，切實解決了農民出村辦事難的現實問題。

恩施市近幾年來在積極探索就地城鎮化等方面走在了全州前列，隨著新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逐步涌現的社會矛盾和糾紛也亟待化解。為此，恩施市首先在龍鳳鎮進行了“律師進村、法律便民”試點，組建法律顧問團隊，安排專人定期到村“法律診所”接待來訪群眾，提供法律咨詢，協助指導、參與人民調解，在摸清群眾法律需求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開展形式多樣的法制宣傳活動。在此基礎上，恩施總結經驗、完善舉措，向全市乃至全州逐步推廣。

鄉村醫生和鄉村教師等特殊職業群體是常年跟農民打交道、熟知農民需求、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鄉賢”。恩施州從2013年開始優選村醫村教進村班子，不僅解決了當前農村班子建設中普遍存在的人才匱乏、素質不高、隊伍不穩定等問題，而且充分挖掘了這些村醫村教本身豐厚的社會資本，在農村建構了廣泛的社會治理網絡。

“在村模式”三重路徑，破解“懸浮性治理” 難題

上述創新經驗的一個共通之處是，試圖轉換思路，在村莊內部探索建立一種社會治理新機制。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在村治理”模式。其主要特點為：

其一，村莊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實現了國家行政組織和鄉村社會力量的有效合作。一方面，國家行政機構通過其基層組織、有計劃的律師進村等人才配置及現代信息網絡建設，主動將政策、法律和服務下延到村莊內部。另一方面，鄉村醫生和鄉村教師等鄉村社會力量，運用他們廣泛的社會網絡積極配合國家的基層治理，二者并舉，不僅結成了新的鄉村社會治理網絡，而且達成了緊密合作和良好溝通的關系。在村這個層面，國家與鄉村社會實現了有效的合作治理。

其二，從網格化管理轉向網絡化治理，達成了鄉村社會新的社會整合。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將特定行政區域劃分為一個個小的“網格”，使這些網格成為政府管理基層社會的單元。傳統的農村社會管理思路與實踐中，盡管未必將其細分的社會管理單位稱之為“網格”，但究其實質，卻與網格化管理無異，基本邏輯都是社會控制。它只會強化“大政府、小社會”的關系格局，從而使社會管理變成名副其實的“管理社會”，無法促進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主性生長。恩施的“在村治理”開啟了網格化管理到網絡化治理的轉型，后者與前者相比更強調互相合作、彼此信任、利益協調、公共服務與包容發展的融合，最終是為了構建“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新格局。農村稅費改革以后，許多農村長期處于基層黨組織、政府與農民群眾相安無事、互不往來的狀態，二者之間缺乏有效的制度性聯結渠道和相應的實施機制，從而導致農村“懸浮性治理”。恩施州主動將一些優秀的鄉村醫生、鄉村教師吸納到村級班子中來，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二者間的制度性聯系，并通過這些鄉村醫生、鄉村教師將治理網絡有效嵌入鄉村社會之中，積極推動了鄉村社會網絡化治理轉型。

其三，將治理融入服務之中，通過改善服務提高了基層組織的合法性認同。無論是運用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實現“農民辦事不出村”，還是律師主動下鄉進村“法律便民”、村醫村教的日常性服務，都在積極改善服務的過程中，增強了農民群眾對基層黨組織和政府的合法性認同。這種服務式“軟治理”往往起到管制式“硬治理”無法想象的積極社會效果。

其四，發揮黨員示范引領作用，促進了農村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在村治理”中，一方面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讓優秀黨員在“農民辦事不出村”、“律師進村”和各種社會力量、社會組織參與鄉村社會治理中成為中堅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把農村一些優秀的村醫村教等“新鄉賢”吸納到村級班子中來、吸收為農村黨員，使之成為農村基層組織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通過他們的社會服務發揮黨員的示范引領作用。正是由于這些“在村治理”機制的構建，切實促進了農村基層服務型黨組織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