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的精髓實質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之點在于反應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反映了以海洋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當代世界經濟的內在要求。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從大陸經濟逐漸走向海洋經濟。到目前為止，全球200多個百萬級人口大城市中，有3/4城市集中在沿海地帶，70%以上的工業和8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離海岸200千米以內的瀕海地區③。在剩下的城市、工業與人口中，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分布在與海洋相連的長江、多瑙河、萊茵河、北美五大湖的沿岸地區。可以說，當代世界經濟離不開海洋，世界經濟在本質上是海洋經濟。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明清時期的禁海政策使中國脫離了海洋。海洋經濟在鴉片戰爭前僅具有附帶經濟的性質。鴉片戰爭后，隨著中國逐步加大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與海洋有關的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到20世紀上半葉，以廣州、上海、天津為代表的海洋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中國沿海地區比內地經濟獲得了更快的發展速度和更加明顯的現代化特征。

新中國成立后，在傳統陸權國家思想的作用下，為了筑固國防，國家推行均衡發展戰略，不僅在新增投資上向內地廣“撒胡椒面”，而且通過大小“三線建設”，將一大批沿海企業向內地遷移，企業因分散、交通不便而效益不高，國家發展因此受累。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設立經濟特區、發展沿海地區外向性經濟，促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使中國經濟加入到世界海洋經濟發展的行列。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是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具體體現，內在地反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事物的發展狀態，有兩種基本態勢，一是均衡發展態勢，一是非均衡發展態勢。事物發展的均衡態勢，是事物和諧存在的一種狀態；事物發展的非均衡態勢，是事物發展變化的表現形式。因此，在事物發展過程中，兩種基本態勢是交替出現，互為目的，也互為結果的。事物的非均衡態勢反映的是事物變動狀況和變動原因，事物的均衡態勢反映的是事物變化的目的和事物存在的條件。沒有事物均衡態勢的存在，事物將失去存在的條件，沒有事物非均衡態勢的存在，事物將失去發展動力和發展可能。

發展在客觀上總是以非均衡態勢開頭，以均衡態勢為目標的運動變化。因此，在研究和制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戰略時，必須實行差別對待，必須關注相關區域、重點領域，避免到處“撒胡椒面”，不分主次齊頭并進。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深刻地體現了事物的發展狀態，符合事物發展的本質要求。他明確而坦率地指出：“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要考慮到國內各個不同地區的特點才行”④。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沿海地區相對比較發達，有便宜的海運與世界各地相通聯，有大量的華僑資源可以利用，也有比內地更厚實的現代工業基礎和人才儲備，發展現代工業與服務業更具條件。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充分利用了這些有利條件發展經濟。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服從這個大局。

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⑤因此，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內在地包含了事物發展狀態的兩種態勢，從非均衡態勢出發發展變化，集聚力量和新的特質，逐步實現事物均衡發展態勢這一目的，體現了事物發展狀態的內在本質。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的時代意義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是非均衡發展態勢的具體體現，既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反映了以海洋經濟為特征的當代世界經濟的內在要求。它不僅有利于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促進中國經濟同國際經濟在接軌基礎上進一步融合，不斷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話語權，而且有利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的科學發展，形成科學合理的城鎮布局與城市群布局，促進社會公平與效益的提升，實現“共同富裕”。正如世界銀行專家所言：“經濟的布局問題，對中國如何有效率地和公平受益地從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將起關鍵作用。”⑥因此，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的精髓，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中國未來的發展態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依據地理特性布局生產力這一沿海開放戰略的精髓，對于我們理解協調發展科學發展的內涵具指導意義。今天中國的發展已具規模，在21世紀初已將協調發展科學發展作為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戰略。但是，什么是協調發展，協調發展與均衡發展的區別何在，怎樣協調發展才具有科學性，都是值得深思的。21世紀以來在協調發展、科學發展的口號下，聲稱以資源稟賦布局生產力，各地竟相挖掘各類礦產資源發展經濟。其最終結果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遭到巨大破壞，全國性霧霾不斷發生，已經嚴重影響著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同時，各地在分灶吃飯的財稅政策和限制人口流動的戶籍政策作用下，生產力、人口布局分散而且零亂，造成單位GDP的物流成本是美國的2倍、日本的2.8倍，使中國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高昂。因此，我們不能丟掉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非均衡發展的精髓，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應當通過頂層設計，將資源、人口等生產要素集中集聚在交通便利的沿海與沿江地區，集中生產，集中消費，低成本完成商品交換，實現商品價值。通過京津冀一體化進程等措施，推動沿海城市群發展，推進沿海生產力的提升，增強沿海地區（而不僅僅是大城市）吸納消化人口的能力；通過推進長江經濟帶的發展，發展沿長江城市群，增強沿長江城市群吸納消化人口的能力。減少山地、高原等貧瘠地區的人口壓力，建設和維護美好生態環境；減少短水的西北地區的人口壓力，為建設美麗絲綢之路創造條件。同時，沿海地區經濟和沿長江經濟帶，它們具有天然地利用水運（近海與遠洋運輸和江河運輸）的便利條件，獲得低成本的物資流通，大大減輕了企業的交易成本，減少了交易費用，國民經濟中單位GDP的物流成本因水運的廣泛使用和相互之間運輸距離的縮短而大大降低。企業因此而節約的物流費用，或可成為企業獲得的區位利潤供企業和社會分配，或可成為企業產品價格競爭的天然籌碼，提高中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體現的非均衡發展態勢，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由于事物發展的階段性，鄧小平在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理想，但對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只是原則性地提出“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但是，對于如何“帶動”，如何“幫助”內地發展，鄧小平并未做具體的探索。實質上，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體現的非均衡發展態勢本身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

在20世紀80、90年代，內地大批農民工來沿海打工，就是在分享沿海發展進步的成果，通過“打工”的形式縮短沿海居民和內地居民收入上的差距。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國家的戶籍政策沒有及時進行調整，讓打工能力強的農民工在沿海落戶。其結果是不僅陡然增加了農民工背井離鄉的異質感覺，農民工難以融入沿海地區民眾生活，而且造成每年春節幾億人口的大遷移，大量浪費有限的運輸資源和社會財富，同時也制約著沿海地區經濟社會向更高層次跨越。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包含的非均衡發展態勢，要求生產集中（集聚），人口集中（集聚），就地生產，就地消費，既改變內地遷往沿海（沿江）居住居民的收入水平，為“共同富裕”做出貢獻，同時留在內地的居民，由于人口的遷出，人均資源占有量上升，在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下，收入水平也會大幅提高。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體現的非均衡發展的“共同富裕”態勢，由此顯現出來。

“飛地經濟”發展模式是鄧小平沿海開放戰略非均衡發展態勢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形式。飛地經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互相獨立的行政區，通過跨越行政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稅收分配與就業安排等一系列利益機制，擴大不同行政區之間的合作廣度與深度，實現區域之間互利共贏。事實上，不同地理條件的國土對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瀕海地區、沿江地區，由于擁有比陸路便宜的水運，生產企業可以節約大量的物流運輸費用。廣大內陸地區卻沒有這種優勢，生產企業一般都要付出高昂的運輸費用來實現產品市場交換，使得內地企業的競爭力或盈利能力，在同等技術條件下比沿海沿江地區差許多。通過飛地經濟，在資源稟賦良好的內地，沿海發達地區政府可以同其政府聯合，高水平高效益地開發資源。相反，內地政府，無論資源貧瘠與富有，都可以在中央政府和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的幫助下，在沿海建立主要使用內地勞動力資源的飛地經濟，將內陸行政區難以消化的人口逐步轉移到沿海與沿長江地區，并將獲得的利稅轉入內地行政區使用。

因此，國家在組織沿海發達省份為內地省份對口援建時，既可以在內地省份行政區內進行援建，將項目建在內地省份行政區內，提升內地省份行政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增強內地省份的自給自足能力，也可以在沿海省份行政區內實施“飛地經濟”式援建，為內地省份援建主要使用內地省份勞動力，稅收供內地省份享有或內地省份與沿海援建省份按約定分成享有的“飛地經濟”區。前種援建方式可以提高內地省份各類資源的開發度，但會增加產品的交易費用，增大單位GDP的物流成本。后一種援建方式，不僅能增強援建項目的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還能充分利用沿海省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降低環境耗費，但需增加內地省份勞動力（人口）向沿海（沿長江）地區流動的成本。從現代經濟和人口學的角度看，這種勞動力流動的成本是值得付出的，它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社會的整合，是現代化必備的成本或代價，也是內地勞動者追求“共同富裕”過程中樂意接受的代價。

因此，國家應當積極引導和鼓勵沿海省份在自己的行政區內為內地受援省份建設飛地經濟區，也應當引導和鼓勵內地省份適應現代世界海洋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沿海（沿長江）省份行政區內發展“飛地經濟”，并合理合法地將在沿海（沿長江）省份“飛地經濟”園區產生的國稅返還和地稅收入轉回內地省份財政中，逐步實現沿海與內地人均財政支出均等化，逐步實現沿海居民收入與內地居民收入均等化，實現鄧小平“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

(作者為四川省委省直機關黨校副教授)

【注釋】

①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飯社，1993年，第78頁，第277～278頁。

②“鄧小平視察深圳等特區并題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84年1月24日。

③李春雷：“淺析056輕護航定位：對于中國瀕海挑戰甚于遠海”，鳳凰網，2014年4月16日。

④《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313頁。

⑥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與方案主報告》，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85年。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