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政治生態離不開群眾的積極參與

《國家治理》周刊：當前，民意對政府的決策影響逐漸增大。同時，新媒體的興起，可以說逐漸改變了輿論生態，進而促發了政治生態的嬗變。在您看來，面對這樣的復雜情況，我們應當從哪些方面努力作出改變？

俞可平：新媒體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整個輿論生態環境，從而深刻地影響著政治生態系統。我最近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新媒體導致了民意政治的興起。但這種民意政治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推進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可以墮變為民粹主義。而民粹主義則是國家現代化的天敵，它與精英主義是目前危及我國民主政治的兩個極端。一旦民粹主義泛濫成災，不僅必然破壞國家的法治，而且極容易導致新的專制。

要使新媒體朝著有利于改善政治生態的方向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完善新聞媒體的法律，依法治理包括新媒體在內的所有媒體。這也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二是以疏為主，而不能以堵為主。新媒體已經成為網絡時代最重要的民意表達渠道，必須依法保障這條民意渠道的通暢。隨意堵塞這樣重要的民意渠道，則勢必帶來政治生態的嚴重惡化。三是盡快建立新媒體的自律體系。任何重要的社會共同體，都有維持良好社會秩序、推進政治進步的責任，新媒體也不例外。要做到這一點，僅靠國家的法律是不夠的，還要靠行業或共同體內部的規章制度。

《國家治理》周刊：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離不開每個人的努力，您認為應當怎樣發揮公民在改善政治生態中的積極作用，當務之急是什么？

俞可平：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表面上只是簡單的文字變化，其背后體現的卻是重大的理念創新。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有諸多重要區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治理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變化。管理的主體是單一的國家公共權力機關，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除了國家公共權力機關之外，還包括眾多的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組織和公民本身。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離不開公民的積極參與，沒有廣泛的公民參與，就難以實現政治生態的平衡。

日益增多的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最為突出的問題和影響政治生態平衡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近幾年來，各類群體性事件急速增多，而且在行為方式上表現得日趨激烈。這些群體性事件有相當一部分源于所謂的“鄰避”現象。垃圾站、火葬場、通訊發射塔等，是居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公共設施，但一旦這些設施建立在自己周邊，許多居民則群起抵制，直到形成暴力對抗事件。這類群體事件的出現，當然有政府和其他相關部門的責任，但也有居民自身的因素。一些居民只要權利，而不想承擔任何責任。只有權利意識，沒有法律意識和義務意識。公民權利意識與責任意識的失衡，勢必導致政治生態的失衡。建設良好的政治生態，必須切實重視公民教育，培育公民意識。在我看來，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將政治教育轉為公民教育。將教育的重點從意識形態轉為公民精神，是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一個基礎環節。

（采訪整理：韓冰曦、張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