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國家治理思想的提出，鼓舞人心，我國現代化事業又一次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在宏觀指導思想推動下，應當改革既有的“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推動其逐步轉向“大協商”的現代治理模式。

走過的道路：一種“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

我們可以用“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來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獨特發展之路。首先，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源于發展型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從宏觀上，我們可以把西方歷史上由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所推動的國家，都視為先后順序不同的發展型國家。根據二戰之后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四小虎”的經濟發展奇跡，理論界將發展型國家界定為三種特征：（1）國家強力介入市場并依靠領航機構制定發展策略，引導公私部門協力進行國家建設。（2）采用靈活的工業政策，以各類補助保護并扶植重點產業，由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3）施行明確的社會政策，進行土地改革，維持社會經濟平等，防止嚴重的政治沖突。這也是東亞發展型國家成功的普遍經驗。

其次，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集中表現在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兩對主要關系上。各級政府通過運用強大的控制和動員資源能力，成功應對各種困難與危機的挑戰。但是，大政府并沒有帶來大社會，強政府也沒有促使社會繁榮。社會力量發育孱弱，社會自治經驗不足，政府與社會協商共治格局遠未形成。這些問題源于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政府攬權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現象突出。

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在制造傳奇的同時，也在不斷暴露問題。政府治理現代化是政府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通過治理質量的高低來評判。政府要有權威性，還要有科學性，二者缺一不可。權威性服務國家發展長遠大局，是國家自主性的表現；科學性取決于國家治理模式轉型，是治理手段的變化。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起點上，需要平衡“國家-社會-市場”的發展格局，提出一種全局性的解決思路。要整體性、協調性、系統性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務必調整國家治理結構，順應國家、市場與社會“發展三角”的理念，構建國家、市場與社會三方協調、協同和協作的協商治理道路。

前方的道路：“大協商”的共同治理模式

推進國家治理模式轉變，要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第一，在政府間關系上，構建權責平衡的協作型治理模式。國家發展型治理模式將地方發展主義作為主導方向，長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基于縱向層級的行政分包體制和橫向同級地方官員之間的晉升競爭關系構成，理解地方政府“為了增長而競爭”導致地方政府掌握大量地方資源與行政權力，不愿退出其不應該管制的領域。此次全會明確提出了包括“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在內的多項具體改革措施，核心是將地方發展主義轉變為權責平衡的協作型治理模式，目的旨在將地方政府“馴化”成能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幫助之手”，而非讓它變成攫取地方資源的“掠奪之手”。

第二，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構建相互支撐的國家—社會協同型治理模式。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各類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積極參與政府公共事務，為政府管理挑擔子、卸包袱。但是當前社會活力尚未充分涌流、匯聚，社會自治功能殘缺，全社會協商共治的良好局面沒有開啟。不過，一個活力充沛、理性平和的社會必然成為現代型治理舞臺上的主角之一。

第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構建協商有力型政府監管治理模式。市場監管作為政府管理的重要職責，在各種事關老百姓食品安全、醫藥安全等基本民生領域，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格局和國有企業進與退等問題上，多年來飽受批評質疑。政府沒有管好或管得不太好，說到底是管的方式方法出現了偏差。市場要自由，民眾要利益，政府就必須要有好的監管。

第四，處理好市場與社會關系，構建協調互信的社會治理模式。在市場與社會關系方面，現代市場體系必然是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資本最終來自于社會，來自于民間的創造力，必須通過服務于社會才能找到歸宿，完成資本的價值實現。這些需要市場與社會之間構建暢通的協商渠道，創造有效的協商機制，使資本與社會力量之間互信互助，共同提升公共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