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紀中葉，同樣受到西方殖民侵略威脅的中國和日本，幾乎同時開始改革自救的過程，但兩者卻結局迥異，日本很快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而中國卻長期在落后挨打的深淵中徘徊。探析造就中、日兩國近代改革進程不同命運的原因，可以獲取有益的現實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中國　日本　改革　近代

【中圖分類號】G1　　　　　  　   【文獻標識碼】A

中日近代化改革成敗的原因分析

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險進而成功走向現代化不同，中國當時的政府—清王朝，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變法，直至最后的清末新政，諸多努力似乎都以失敗而告終。本文筆者將從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識、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駕馭改革的國家權威三個維度，結合相應的歷史資料，探求中日兩國近代轉型不同結局的緣由。

催生改革的思想意識。中國的近代化改革是一個不自覺的歷史過程，從一開始根本就不清楚改革之路通往何方，甚至于剛開始之時也沒有改革的想法，連一種主觀的心理預期也沒有。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本可作為中國趕上世界浪潮的一次契機。然而，鴉片戰爭的失敗并未讓清王朝的統治者們驚醒，此時的他們依然沉迷于天朝的幻境。對西方國家轟開封閉的國門，統治者的反應仍然是要采取措施排除“洋夷”對作為天下中心的天朝的“干擾”。“那時中國不知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①，沿襲著千年以來中央王朝的政治惰性，尚不知要變法圖強。

得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日本認真總結了中國失敗的教訓，這種總結日本比中國還來的用心，意在將中國作為反面教材進行深入的剖析研究，避免重蹈覆轍，認為“中國拘泥古法，所以致敗，日本應在未敗之前，學到西洋之法。”②日本還派團來中國考察，1862年參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晉作在上海目睹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況，他意識到：“我國人必須留神，決不能出現中國那樣的情況”，“因循茍且，空度歲月，不采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制造軍艦大炮防敵于國門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③“在日本，對現代化起決定作用的不是高額利潤和工業消費品的示范作用，而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中國的鴉片戰爭和十年后美國海軍佩里將軍的七艘黑船的示范作用”。④日本迅速放棄了曾經極力學習的對象—中國，轉而非常謙卑地承認了西方近代國家的強勢和先進，開始老老實實地模仿敵人，然后將學來的知識本土化，以期最終超越學習的對象。

孕育改革的人才土壤。雖說中國國門洞開后，未能像日本那樣及時反省，縱然有近二十年的無所作為，但從時間上看中國著手改革并不晚于日本，中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始于1861年，比日本的明治維新尚早幾年，但一場甲午戰爭，使兩者高下立判、成敗自論。對于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往往歸咎于中國強大的封建保守勢力的阻撓。這種說法是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說中國當時的封建勢力強大，還真是冤枉。

“封建”一詞本意為“封土建國”、“封爵建藩”，漢字文化圈往往都在此意基礎上使用“封建”。中國秦漢至明清社會主流離封建漸遠，而近代歐洲學者發現，日本的幕藩制與西歐中世紀制度feudalism（封土、采邑制）極為相似，遂以“封建”對譯feudalism。⑤日本的幕藩統治政體的實質是幕和藩“彼此對立，互相依賴，處于均衡狀態，實行中央權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據統治”⑥。日本在明治維新前，由于幕府統治架空了天皇，天皇的權力有名無實，使得日本不能形成君主獨裁的專制制度和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歷代統治者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就是如何加強中央集權。正是在這種政治理念的支配下，中國最終形成大一統的中央專制帝國，其政治體制的核心早已與封建制度的內涵分道揚鑣了。這種大一統的專制體制對于改革究竟有何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對維系這一體制的重要因素—科舉制的簡單分析，一窺端倪。

中國古代科舉制的實質是中央通過制度化的程序，給予廣大社會成員躋身權力階層的機會，從而有效緩和社會矛盾，為專制皇權建設一支穩定的官僚隊伍，保證中國社會悠長的歷史延續性及頑強的生命力?？婆e取士對于維護專制皇權統治的穩定具有積極意義，但對于國家的近代化改革過渡卻不啻于一種羈絆。它以單一的意識形態和標準的格式，將各類人才吸納、籠絡到統治階層；而對整個國家、社會的人才生存與發展環境卻是一種禁錮，使得人才在成長中日趨保守與因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來，反之，那種不守成規的異類分子則被逆向淘汰過濾。由科舉制衍生出的士大夫階層，大多在這樣的體制下游刃有余，對這種體制具有強烈的迷戀。

與中國科舉制下催生的士大夫階層不同，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主體是日本的中下級武士。“武士作為日本的一個特殊群體，屬于日本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隨時代發展逐步壯大。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屬約占總人口的6%～10%”。⑦這意味著，中下級武士作為改革的主體，有相當厚重的組織基礎。正因為日本不受大一統專制體制的束縛，不會出現像中國一樣缺乏足夠應對新環境挑戰的社會精英，反倒是從武士階層中涌現出了現代化改革所需要的各行各業的新式精英。這些人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懷有滿腔的報國熱情，很快便成為了明治維新時期推動日本國家現代化的中堅力量。

中國延綿千年的中央專制王朝所形成的大一統文化心理，使得整個社會結構越來越走向自我封閉和束縛的困境，極度地壓抑著民間的個性和地方的自主性，與之相伴的便是整個國家、社會的人才結構、類型嚴重的單一化，進而使得整個國家面臨現代化轉型時缺乏靈活的應變能力。

駕馭改革的國家權威。甲午戰敗后，清王朝急于變法圖強，并將日本視為變法改革的典范，因為“其效最速，其文最備，與我最近者，莫如日本”⑧。但這并不能就認定中國理智清晰地認識了明治維新，相反，這其中甚至存在對明治維新誤讀。

清末時期，清王朝的統治者面對急遽的革命形勢，希望以加大改革幅度與加快改革速度的方式來爭取民心，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力，于是“君主立憲”自然成了仿效的對象。對于立憲的效果，時人頗為樂觀。“憲法一經制定，國會一經成立，失敗誤國的歲月將立刻一掃而光，財政竭蹶就可以補救，國債可以償還，軍備可以擴充，國力將進而充沛，人民權利將被恢復，而多年來中國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恥將被掃除，國家的威信將廣被全世界。”⑨這是一廂情愿的簡單照搬，未曾意識到西方制度是經濟、政治、文化多重因素長期融合產生的效果。而且，清朝的主政者們也未看清日本的明治政權屬于一種“非典型的立憲政體”，是“形式上具有‘束縛議會權力’的偽裝的立憲主義”，⑩立憲僅是一種符號，并不具備鉗制君權的實質。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恰恰是明治天皇權柄獨綱，通過強化國家權威，聚合日本的各種資源，推動現代化進程。中日兩國如同在一條路上行走在相反的方向，“日本一直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中國卻始終有著分裂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中央權力的削弱也是中國對外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因為中央無法集中調動國內的資源，這與近代強國的發展模式大相徑庭。

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改革轉型，關鍵在于能否通過傳統政治權威形式的轉化來推行集權政治，在新舊的破與立之間尋求平衡。改革作為政治生活中經常的主題，任何國家面臨這一主題，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權威政治力量的深刻影響，而權威政治力量的存在也是確保改革進程穩定的必要條件。清末憲政改革難斷功過之處就在于，其在極短的時間里為從不知現代政治為何物的廣大中國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而清政府恰恰又在這政治參與意識增強、參與擴大的過程中，嚴重損耗了自身權威合法性，政治統治駕馭能力日漸衰微，對社會運動的整合、引導能力加速喪失。隨著其制度體系的轉變成效趕不上民眾政治參與的擴張速度，政府和社會間形成巨大的張力，政治生態的平衡被打破，之前穩定的統治秩序也難于恢復，失卻改良機遇，整個中國進入動蕩的歲月。

近代中日改革的歷史啟示

明確改革的思維意識。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講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何為顛覆性的錯誤，即在改革中迷失方向，與歷史進程背道而馳。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當今世界發展迅速，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如果我們錯失了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良機，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就很有可能會面臨陡然的轉向，甚至跌入陰暗的深淵。

有人經常會期盼通過加速改革的進程來應對問題，并將任何對改革速度的控制都斥之為頑固守舊。試想當國家這輛大巴車行駛在轉型期這一巨大彎道時，超速行駛極易導致翻車，那些一味叫嚷著速度太慢的人，是否考慮過這個問題呢？民眾心緒動蕩不安，國家前途幽昧難明時，只有精誠專一，行中正之道，不走極端，才能保證國家不致危險之境地。速度絕對不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核心標尺。

清王朝近代的一系列改革，從結果上講是失敗的，因為這些改革并未在歷史條件許可的范圍內，充分調動一切有利因素，將推動實現現代化的能量有效釋放出來。改革不僅未實現清王朝江山永固的愿望，甚至加速了其覆亡。雖說清亡是自作孽，但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結局也不盡人意，因為清亡后的中國并未順利地步入現代化的正途，較之清亡以前，國內外形勢也未見得好轉。一次真正成功的改革標準應該是：既要使得原有體制和權威的性質實現從傳統到現代化的根本性轉變，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和實現國家富強，同時又要在這種轉變中保持原有政治生態和權威的延續性。

反觀日本的明治維新，在幕府統治末期，維新運動領導人雖尚未形成進行社會變革的完整思想和主張，但他們善于在實踐中學習總結經驗，在日本面臨嚴重民族危機的形勢下，逐漸明確了外部的危機要通過內部的變革來克服的正確路線，在具體的操作層面更是特別注意斗爭策略和改革方略，分階段、分步驟地解決掃清敵對的舊勢力，同時善于利用各種力量，集中打擊主要的敵對勢力，確保了國家變革的順利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義是不僅僅囿于解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而應該是以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看待和審視這個有問題的社會，將改革的勇氣與改革的智慧充分結合，讓改革思維具備理性和韌性，在紛繁中找到支撐，在分歧中尋求共識，從而積蓄發展的動力、化解前行的阻力。

找準改革的突破關鍵。改革是一個漸進的、不斷完善的過程，那種妄圖“畢其功于一役”實現制度和秩序的突變和飛躍，往往會招致得不償失的惡果，但如果不能找準改革的突破口，只是一味地觀望，也可能將自己置于坐以待斃的境地。所以，欲改革則不可昧于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