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兩次出現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一次出現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目標的相關章節中，強調讓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載體；另一次出現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相關章節中，指出城鎮化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點。決策層對城鎮化給予如此高度的關注，恰恰說明城鎮化在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中國城鎮化發展歷程回顧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1992年，該階段的城鎮化以農村改革為起點，以全面開放為主要動力，1984年，國家出臺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政策，開啟了政府對勞動力流動政策的改革。城鎮化率從17.9%提升至27.5%；第二階段為1992～2002年，該階段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是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為起點，以城鎮土地市場化為主要動力，克服了城市建設資金不足和就業容納能力低的限制，城鎮化率從27.5%上升到39.1%；第三階段為2002～2012年，該階段的城鎮化以產業升級為基礎，以政府經營土地為主要動力，多元化協調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成為指導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方針，城鎮化率從39.1%上升到51.3%。①
中國城鎮化發展至今，呈現出三個特點：第一，城鎮化水平依然很落后。主要表現為兩個經濟現象：一是我國人均GDP對應的城鎮化率遠低于世界大多數國家，只處于中游水平。發達國家城鎮化率接近85%。而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國家城鎮化率也在60%以上。二是按照霍利斯·錢納里的理論，一國的工業化率達到30%時，城鎮化率可以達到40%左右；工業化率達到40%時，城鎮化率一般在75%以上。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率已經接近40%，但城鎮化率才剛剛突破51%，同等工業化水平下，我國的城鎮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②
第二，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城鎮化率普遍越高。中國城鎮化率較高的省份主要是由大部分東部地區構成，尤以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顯得更為突出，中部較發達的省份如黑龍江、湖北等地的城鎮化率也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速度慢，其城鎮化水平也相對較低，僅有重慶的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③
第三，城鎮化發展速度普遍較慢。2002～2011年，中國31個省市的城鎮化率平均增速為1.35%，江蘇增速最快，年均增速超過2%，而北京年均增速為0.52，上海僅增長0.04%；中部地區中發展最慢的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其城鎮化增速也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除了西藏和新疆兩省之外，其西部各省的年均增速超過平均水平。
美、日城鎮化的發展經驗
雖然美國、日本已經進入城鎮化的后期，但他們在城鎮化進程中所走過的道路，可為我們提供許多寶貴經驗。
美國是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國家之一，2011年，其城鎮化率已經超過85%，基本達到城鄉一體化。美國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沒有單一、孤立地進行城鎮化建設，而是注重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產業化協調發展，走出一條以工業化、信息化、產業化為城鎮化發展內在動力的內涵式發展道路。
一是通過工業化引導大量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轉向工業和服務業，通過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效應，為推進城鎮化奠定了堅實的產業基礎。
二是優化產業布局，促進產業升級，協調城鎮化與產業化的發展聯動機制，重點推進城鎮化的內生增長模式，為城鎮化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了活力。
三是通過信息化用產業的升級改造來提升城鎮化發展的水平。此外，美國在其城鎮化過程中既強調市場的作用，也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把市場和政府調控相結合，推行雙輪驅動政策。
2011年日本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91.1%，城市化程度非常高，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城市化突飛猛進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日本也是以工業化的發展推動城市化的進程。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工業的快速發展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從而有力地推進了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率與人均GDP和工業產值相互促進、協調發展。但是日本在進入城市化飽和階段之后，第三產業逐步取代了傳統工業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的主要推動力，城市也隨之由產品制造中心轉向金融、信息、服務中心。
二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自20世紀六十年代起，日本形成了以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為主導的城市群，集中了日本70%的人口，為了解決日益緊張的資源、交通等問題，日本政府頒布了《青年振興法》、《促進不發達區域發展法》、《促進新工業城市建設法》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有力的推動了日本城市群的均衡發展，東京人口占日本總人口的比例逐漸下降的23%。在此期間，日本政府還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從1960年的841億元增加到1975年的9685億日元，日本農業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使得更多勞動力愿意離開農村，到2012年，日本20%以上的人生活在農村，但農民只占到全國居民的4%。富裕的勞動力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④
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所暴露的主要問題
新型城鎮化拉動中國經濟的潛能有限。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1.3%，與發達國家70%以上的城鎮化率相比，中國城鎮化水平仍然很低。大部分學者、官員普遍認為，城鎮化將繼續推進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尋找工作，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仍然可以保持8%的增長速度。但是假如中國的城鎮化數字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樣會有更多年輕人進城務工，那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點又在何方？目前官方統計城鎮化率是按常住人口劃分的，城鎮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城鎮常住人口（居住超過6個月）。這種劃分方式，一方面容易忽略城市流動人口，少算城市人口；另一方面容易混淆農村全職和兼職人口，多算農村人口。如果城鎮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來劃分，而是以“城鎮非就業人口”加上“全國非農業就業人口”除以總人口來計算城鎮化率，則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這就意味著未來城鎮化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向前的動力比較有限。
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就業的能力下降。衡量城鎮化發展的潛力大小，關鍵是看制造業和服務業能為農民進城提供多少就業崗位。2011年我國三大產業的從業人員分別為2.66億人、2.25億人和2.72億人，從占比來看，制造業和服務業從業人數偏低，農業從業人數過高。從市場需求來看，制造業需求最多，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次之。在制造業中，工程師和高級技工的職位需求大幅高于各行業平均值，這表明我國制造業正由過去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現在的知識密集型，對員工的技術能力要求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要想進入制造業必須經過專門的技能培訓。此外，由于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美國提出制造業回流計劃，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開始和中國爭奪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這些外圍因素均導致未來中國制造業的吸收能力大幅下降。⑤
失地農民就業難。由于城鎮化進程中城市面積逐漸擴大，大量的農業用地被征用為非農業用地，造成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土地征用1至3年之后，60%的補償款被農民用于建房、還貸、醫療消費、治病和消費。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農民仍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失去土地之后，他們的農業生產技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城市尋求工作也會更加困難，失地就等于失業。因此如何讓眾多失地農民穩定就業自然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難題之一。⑥
夾心層的新一代農民工處境艱難。流動的農民工人口是中國城鎮化的主要演變群體。最早一批的農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接受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工作，省吃儉用往農村老家寄錢，對他們來講，家才是自己的歸宿。而現在占主導地位的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的受教育水平遠高于上一代農民工，他們期望能留在城市生活，改變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身份。但他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情況是：
一方面，與城市勞動力相比，他們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缺乏繼續教育和技術培訓所需要的時間和經濟承受力，再加上戶籍制度的限制、低工資和社會保障的缺乏以及高房價讓他們無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另一方面，他們普遍缺乏農業生產經驗，讓他們回家務農已經不太可能。因此，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并積極引導返鄉創業也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⑦
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政策建議
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完善戶籍管理制度。戶籍制度改革是城鎮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大城市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務遠遠高于小城市，假如可以找到解決進城農民戶籍問題的有效路徑，無疑將極大的推進城鎮化進程。而在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下，要求一線大城市開放戶籍幾乎不可能，因為這將帶來巨大的財政支出，地方政府根本無力承擔如此巨大的開支。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出，中央政府不會給予更多的幫助，均以本轄區戶籍人口為基礎，所以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新增的流動人口，會給地方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例如基本養老金、教育支出等。如果現有的財稅體制不做重大調整、戶籍不開放，那么未來沒有多少農民愿意去城鎮發展，為此，中央政府在實行財政轉移支付的同時，應該重點考慮當地流動人口狀況，調整縱向、橫向的財政關系。⑧
轉變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加快農業現代化。城鎮化的起點和支點是農業的現代化，集約、高效的現代化農業是實現農民向市民轉化的必要條件之一。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入，政府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使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發展農業現代化的目標：一是要保證國家糧食安全，二是通過提高土地的產出能力和勞動生產率來提高農民收入和財富。發展我國現代農業的關鍵是推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完善生產模式、加快產業化經營，具體表現為土地規?；r業機械化、養殖（種植）規?；?、綠色農業、農副產品深加工。通過經營方式轉變，大幅提高土地利用能力，為實現城鎮化提供起點。
工業化與城鎮化實現良性互動。城鎮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工業化的大幅提高會極大促進城鎮化的發展，在城鎮化過程中，根據各地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的不同，因地制宜的發展工業，調整產業結構，完善工業布局，增加就業崗位，使城鎮化與工業化達到良性互動。城鎮化進程中的工業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根據產業基礎、區位特征等條件，發展符合本地區發展的產業，擴大農民創業空間。二是制造業的轉移與升級，中西部地區利用資源和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而東部地區則應該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變，尤其是向生產性服務業轉型升級。
大力發展服務業。城鎮化的發展一定要有服務業的發展作為支撐，否則會出現偏低城鎮化的現象。如我國西部城鎮化率偏低，服務業落后也是主因之一。⑨無論是上文提到的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還是中等收入國家，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水平在不斷上升的過程中，服務業在這些國家經濟中的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美國和日本在80年代表現的更加明顯。2011年我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僅為43.1%，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體，而我國城鎮化率也僅為51.3%。因此，城鎮化的過程也是我國大力發展服務業的過程，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遠高于工業和農業，而且人均資源消耗量比較低，因此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人口聚集也必然會推動服務業的發展，隨著大量人口從農村進入到城市，餐飲、娛樂、商業、交通等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都會大幅增加。
努力提高農民工的技能水平。農民工技能水平的提升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是發展城鎮化的基礎保障。只有從制度上保證、政策上支持、內容上創新、建立農民工培訓的長效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農民工技能水平的提高。一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該制定有關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法律法規，推進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加大培訓的財政投入力度，建立農民工專項培訓基金，并引進社會資金投入到農民工的培訓中來。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免費幫助初中畢業的學生到正規的職業技術學校參加一年或者更長時間的職業教育培訓，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三是建立農民工培訓就業信息服務平臺。全面、及時公布勞動力市場需求狀況的信息，幫助農民工有針對性的選擇培訓內容，并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法規上的政策咨詢、就業指導和企業介紹服務。只有解決好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問題，才能更好的促進工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作者為河南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中國農業大學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李浩：“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的國際現象觀察—兼論中國城鎮化發展現狀及思考”，《城市規劃學刊》，2013年第1期。
②簡新華，黃錕：“中國城鎮化水平和速度的實證分析與前景預測”，《經濟研究》，2010年第3期。
③曹文莉，張小林，潘義勇，張春梅：“發達地區人口、土地與經濟城鎮化協調發展度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年第2期。
④劉立峰：“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若干問題的思考”，《宏觀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
⑤李靜，劉英基：“城鎮化進程中的服務業就業吸納能力的實證分析—以山東省為例”，《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
⑥朱莉芬，黃季焜：“城鎮化對耕地影響的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2期。
⑦溫鐵軍，溫厲：“中國的‘城鎮化’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教訓”，《中國軟科學》，2007年第7期。
⑧張翼：“農民工‘進程落戶’意愿與中國近期城鎮化道路的選擇”，《中國人口學》，2011年第2期。
⑨王娟：“西部地區加快城鎮化體制和政策研究—以成都統籌城鄉改革試驗為例”，《宏觀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
責編/張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