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后，婦女選舉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英國的婦女從19世紀中葉起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爭取平等權斗爭。”4119世紀末成年男子普選權的實現給了女權主義者以極大動力，促進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高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于男子走上前線，婦女終于走出家庭，在國內生產戰線上發揮重要作用。越來越多人開始認可婦女的社會地位，同時也支持婦女獲得應有的政治權利。女權主義者福西特夫人指出：“1916～1917年以來政治家和輿論界之支持婦女選舉權，不再是三三兩兩的出現，而是成群結隊而來，反婦女選舉權的報紙基本上消失了。”42由此，“幾十年來束縛英國婦女的性別界限在大戰的重大壓力下取消了，現在很難再說婦女依然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權了。”43婦女選舉權問題終于在戰后被提上議事日程。1918年1月11日，關于婦女選舉權的《人民代表法案》在議會兩院通過，婦女選舉權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根據法案規定：年滿30歲的婦女享有選舉權。由此，約85萬名婦女首次成為英國選民。福西特夫人認為，這一天是其生命中最偉大的時刻。10年后，即1928年，婦女選舉權的年齡限制完全取消，婦女獲得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這也就意味著，到1928年，英國所有成年人均獲得了平等選舉權，從而實現了政治參與的大眾化，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基本實現。

總結與思考

縱觀1832～1928年近百年間議會改革與英國政治現代化歷程，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首先，以大眾政治參與為目標的英國政治現代化，是通過漸進改革模式完成的。1832年前的政權體系是相對封閉的，貴族壟斷政治權力；1832年后大門才逐漸打開，首先是開一條縫，這條縫越開越大，成為一扇門，到最終大門全部敞開，所有社會階層均能通過行使選舉權而進入到政權體制之中。正如亨廷頓所言：“政治參與的擴大意味著選舉議會的權力從貴族逐步擴大到上層資產階級、下層資產階級，進而到農民和城市工人。英國1832、1867、1884和1918年（實際上還有1928年）的改革法案為這一過程勾勒了清晰的輪廓。”44通過議會改革而帶動的政治現代化，在英國是貴族階級被迫不斷妥協讓步、與時俱進調整的結果，正如基斯·羅賓斯所指出的：議會改革及英國的現代化進程，“并不是在1832年蓄意計劃好了的，它是由一個政治集團完成的一個調整過程。這個政治集團在不從根本危及其自身地位的限度內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45改革是英國政治現代化的推行方式，而漸進性成為其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

其次，改革現代化道路的形成需要具備相關條件。英國式改革道路的形成，從理論上看植根于英國的保守主義土壤，從現實而言有三個方面的重要前提：一是人民群眾堅持不懈、持續不斷的斗爭。從1760年工業化興起時起，中等階級與工人階級先后組建起政治組織，通過請愿、群眾集會等形式向政府施加壓力，經過70多年斗爭后，終于促使貴族階級做出讓步，打開改革大門。二是統治階級的適時適度讓步。改革是一個既得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對于壟斷政權的貴族階級而言，一味地抗拒改革，最終可能導致法國式改革，結果將是一無所有，而在改革時機已成熟、形勢迫在眉睫之時，適時適度做出讓步，則是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的最佳選擇。三是統治階級內部分裂及其對改革的支持。英國議會改革的成功，是內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新興的中等階級、工人階級制造了強大的外部壓力，而貴族階級內部輝格黨對于改革的同情支持以及身體力行，則是改革成功的關鍵要素。

最后，關于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關系的思考。二戰后的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政治民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而英國的經歷則恰恰提供了一個反證。英國工業化約始于1760年，終于1840年左右。在工業化的興起、高潮和即將完成階段，與經濟起飛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英國在政治上是典型的貴族寡頭統治，新興的社會階級無法染指政權，這就形成了現代化進程中經濟起飛與政治集權之間的“悖論”，這一“悖論”在二戰后不少發展中國家均出現過，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關聯。但另一方面，1832年工業化行將完成之際，英國開始議會改革，這也表明，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新興社會階層的崛起必然會對舊有政治制度形成壓力和挑戰，與時俱進地推行政治改革，就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