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的議會選舉制造成的結果是貴族階層實現對議會下院席位的控制。與上院類似的是，下院也逐漸成為貴族寡頭控制的機構。約翰·坎農對1715～1790年間議席分配所做統計表明：1715年，英格蘭48個選邑部分或完全處于貴族控制之下，產生議員68名。如加上英格蘭郡選區以及蘇格蘭、威爾士郡選區與選邑選區產生的議員，貴族完全控制的下院席位為105個，相當于下院總席位的五分之一以上。到1747年，隨著貴族階層對英格蘭郡選區及選邑選區控制力的增強，貴族所控制的下院議席增加到167個，1784年底達到207個，1785年達到210個。由此看來，1715～1785年間，貴族控制議席數量翻了一倍，較之18世紀初翻了兩番。13對此，18世紀末議會改革家亨利·弗德勒痛斥道：“下院不是一個大眾代議機構，而是一個二流的貴族機構。”14可見，在18世紀，土地貴族借助腐敗的選舉制度，依靠手中的政治權勢，牢牢地控制著議會，長期把持政權，維護舊制度，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15

18世紀后半葉工業化開始后，貴族專權局面依然沒有改變。約翰·坎農的統計表明：1782～1820年間65位內閣成員中，43位是貴族，剩下的22位中14位是貴族之子，其他8位也與貴族有著親戚關系。16再以內閣首相職位為例，1721～1832年間22位首相中，13人是上院貴族，6人是貴族之子，1人為貴族之孫，這些貴族首相大多家世久遠，與王室關系密切。17

由此可見，從17世紀末起，一直到1832年議會改革前，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實質是典型的貴族寡頭統治。貴族階層不僅控制了議會兩院，而且長期把持內閣職務，成為壟斷權力的特權階層。作為土地社會的精英階層，貴族在傳統農業社會把持國家政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然性；18世紀中葉后，隨著工業化興起，現代社會的兩大階級——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開始形成，但新興的社會階層卻難以獲取相應的政治權利。這就使得英國的經濟起飛與政治集權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因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機和政治動蕩。推行議會選舉權改革，實現大眾政治參與，成為英國政治現代化的基本目標。

風起云涌的議會改革運動

如前所言，政治制度變革一般采用暴力革命或者和平改革的方式。到底該采取哪種方式呢？就英國而言，最終采取的是和平改革方式。究其原因，大概有兩點：其一，自1688年光榮革命后，英國人已經學會用和平的妥協手段來解決政治沖突，改變國家政治制度。既然限制專制王權都可采用妥協方式，為什么改革議會選舉制就不可以呢？其二，君主立憲制提供了一個民主框架，這是一種王權、上院、下院相互制約、共享權力的政治體制，而下院逐漸成為整個政權體系的核心。工業化以后，政治體制遇到的挑戰，并非制度本身出了問題，而是議會下院腐敗的選舉制度難以包容新的社會階級。由此，“光榮革命形成的傳統為英國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問題的框架，使得通過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成為可能”。18

18世紀60年代，喬治三世繼位后不僅通過冊封貴族控制上院，而且通過收買賄賂、封官許愿等手段控制下院，組建起一個聽命于自己的“國王之友”政府。對此，激進分子威爾克斯在《北不列顛人報》上發表文章予以抨擊，結果遭到審判并入獄。但獄中的威爾克斯已成為自由的象征，他多次被推選為議員，又多次被君主控制的下院剝奪議員資格。這使人們認識到，現存的議會選舉制已無法體現民意，民眾選出的議員居然無法進入議會，王權對議會的控制無以附加。改革腐敗的議會選舉制，從此提上了議事日程。

1769年，倫敦中等階級激進派在霍恩·圖克領導下，組織起第一個政治組織——“權利法案支持者協會”。協會“尋求更加公正與平等的人民代表權”，尤其是新興利益階層即商業與制造業階層的代表權。19協會主張通過立法手段將所有官吏清除出議會下院；提倡秘密投票制，要求縮短議會任期，杜絕選舉中的舞弊行為。協會于1769年開始全國性請愿運動，共有18個郡、8個激進組織、10多個選邑向議會提交請愿書，共有60000多人在請愿書上簽了名。20該協會在激起民眾的政治意識方面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