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經貿大學青年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以下簡稱課題組）2013年的“蟻族”（指來北京居住一個月以上、不具有北京戶籍、接受過大專以上高等教育、以聚集形態居住且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群體）調查發現：“蟻族”并不像想象中那樣收入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大有人在。但是，他們為什么還要住在聚集區，過著拮據的生活并忍受相對較差的居住環境？

在調研中，筆者遇到一個在證券行業工作的名牌大學畢業生，他月薪1萬元，每月省吃儉用僅花費1000多元，豐裕的收入并沒有給他帶來生活上的安全感。他說：“我一個月省下8000多元，什么時候才能買得起北京的一個廁所？”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事實，凡是大學剛畢業能買得起房的，月供可以依靠自己收入解決，但首付仍需要父母提供，而他只是一個農村的孩子，首付的幾十萬對他不啻是天文數字。

一般認為，只要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肯定不會陷入貧困狀態。但是，近年來，一些國家卻出現了即使拼命工作卻依然貧窮的現象，并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就是“在職貧困”（working poor）。歐盟對其的定義是：在工作卻入不敷出，甚至淪落到貧窮線以下的受雇者。

比物質貧困更令人痛苦難受

“在職貧困”在現代社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有業貧困性。“在職貧困”本身打破了“無業即貧窮”的傳統貧困觀。一般而言，傳統貧困是指一種“無業貧困”，意指沒有勞動能力或勞動能力減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獲得生存資料，“在職貧困”則指，努力工作也會成為貧困者。其次，相對貧困性。不同于傳統“絕對貧困”的群體，“在職貧困”者的收入可能并不一定處于貧困線以下，而是在生活必需品的低消費能力上。例如，食物、衣服、通勤和住房，特別是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昂貴”房租上。

再次，結構歸因性。“在職貧困”現象的出現與社保制度、醫療制度、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等社會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們拼命工作，卻仍然處于社會的邊緣地位。

在我國，“在職貧困”者主要包括農民工、臨時工、小時工等，行業分布主要集中在零售業、服務業、建筑業、休閑娛樂業等。這些行業的企業規模通常較小，大都是小規模的私有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由于職業特點和生存的需要，他們經常處于找工作狀態，就業穩定性較差。

從年齡分布來看，“在職貧困”的主要群體逐漸由“40、50”的中年群體，轉移到了20至30多歲年齡段的青年群體，開頭提到的“蟻族”群體就是“在職貧困”者的重要組成部分。

“蟻族”成為城市中的“在職貧困者”

相比較農民工和臨時工，“蟻族”自稱“貧困”，的確有點“無病呻吟”。課題組2013年的調查顯示，“蟻族”月平均工資為4133元，按照聯合國所規定的“絕對貧困線”（即每天一美元）標準，這些人與貧困相差甚遠，但是，“蟻族”在本質上屬于城市中的“在職貧困者”，其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代際性貧困。從家庭所在地來看，“蟻族”來自農村的最多，占到總體的55.0%，其次是縣城和鄉鎮，比例分別為14.9%和13.6%。從家庭年收入來看，在2萬-5萬最多，其比例為36.4%，其次是5萬-10萬，比例為20.1%，家庭年收入在1萬以下和20萬以上的均不超過6%。絕大部分受訪者父母的學歷較低，受訪者母親為“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總體的62.1%，“高中學歷”的占30.6%，“高中以上學歷”的僅占7.3%。受訪者父親“學歷在初中及以下”的占49.2%，“高中學歷”的比例為39.6%，“高中以上學歷”的僅占11.2%。受訪者的父親、母親為農業生產者的比例為41.8%和46.7%，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且從事農業生產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群體大多出身于社會底層。

第二、高學歷貧困。該群體以大專和本科學歷為主，兩者所占比例分別為40.5%和43.9%，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比為7.4%，另外，專升本占比為4.7%。在學校類別方面，絕大部分來自普通高校和民辦高校，二者合計占總體的81.4%，來自于211院校和985院校的合計占總體的18.6%。該群體在社會保障方面處于邊緣地位。雖然63.8%的受訪者繳納了失業保險，但只有2%的受訪者表示曾經領取過失業救濟，62.6%的受訪者不能拿到加班工資。大部分受訪者在私營和民營企業工作，比例為63.2%，還有12.8%的受訪者在個體經營場所工作，僅有11.3%的受訪者在國有企事業工作，在黨政機關工作的僅為2.9%。該群體中最多的是工程技術人員，占比為16.4%，其次是購銷人員，占比為14.1%，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和行政辦公人員也較多，占比分別為10.3%、8.2%和7.1%。

第三、綜合性貧困。“蟻族”的收入并不低，但是，他們主要選擇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鄉接合部，平均居住面積為6.4平方米，41.3%的受訪者與他人合租，43.8%的受訪者自己單獨租房，10.8%的受訪者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里，還有1.8%的住在親戚朋友家里。在深訪中發現，一部分“蟻族”延遲結婚和生育年齡，甚至結不起婚或選擇作丁克家庭，以此來減緩住房貧困的影響。這些“綜合性”要素的缺乏，不僅使其陷入物質貧困，而且阻礙了生命歷程的完整進行，甚至直接導致中年和晚年的繼續貧困。因此，“蟻族”的貧困并非一種傳統的“溫飽型貧困”，而是一種“綜合性貧困”。

“蟻族”，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擁有較多的知識資本，應比低學歷群體更不易陷入貧困狀態。但是，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假設大學畢業生能在市場上獲得穩定收入。現實卻與此相反。由于現階段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高等教育類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就業觀念滯后等諸多因素，很多大學生畢業后較難獲得高收入的穩定工作，最終成為“蟻族”。由此看來，高學歷并不能使底層知識青年擺脫貧困，其貧困狀態會蔓延到工作后的很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