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興趣

科斯對中國的長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生而俱來的強烈好奇心有關。在科斯孜孜不倦的研究生涯里，推動他鉆研的基本力量是他對世界的好奇心。早在學生時代閱讀馬可•波羅游記的時候，科斯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科斯教授在2010年接受王寧采訪時自述道，馬克•波羅游記對自己印象深刻。他覺得，幾百年前，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國曾取得過巨大的成就，這個印象一直留在自己的腦海之中。

與張五常教授的交往增進了科斯對中國的了解和興趣。科斯接受王寧采訪時承認，很多年前，張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呆了兩年，兩人經常一起聊天，并很快成為了好朋友。科斯自覺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這段生活對兩人都獲益匪淺。

張五常教授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闡釋和拓展，不僅反過來影響了科斯，也影響了道格拉斯•諾斯，約拉姆•巴澤爾和威廉姆森。這樣一大批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外加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對之引接、闡釋和應用，最終對中國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響。在此，張五常教授在中國對闡述、傳播和發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科斯與華人經濟學家有著較多的交往。其中張五常教授自然當屬首位。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科斯多次提及張五常教授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就極力建議張五常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去處。1993年，科斯邀請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作訪問學者。近年來，科斯還通過科斯基金會組織并資助了 2008 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討會“工業的生產結構”。實際上科斯等于用他自己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獨自資助了會議。據科斯的助理王寧的介紹，在2008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上，學者(包括來自中國和北美地區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歷史學家，以及法學家等)，中國的政府官員，以及企業家們共聚一堂，對中國具有中國特色的轉型進行了深入探討。

科斯教授對中國的偏愛，似乎也造成他對中國經濟體制的評估有些過高。從他與助手王寧的新作《變革中國》中可以看出，他似乎被中國當前的經濟體制視作市場經濟。科斯教授自然有其自身的衡量尺度。但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兩大標準：一是要有大量獨立自主的個體，二是要有較好的個人基本權利保護，尤其是私人產權保護。如果考慮到這兩條，我國肯定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而且過早肯定中國屬于市場經濟，不利于我國的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是當前18大3中全會最重要的議事日程。

批評中國缺乏開放的思想市場

科斯很早之前就希望開創一種開放的思想市場。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為《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的論文中，科斯引用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在1644年富于洞察力的演講詞表達對言論管控和思想鉗制的反感——“我們不能想象，將地球上的所有知識做成商品，像細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樣做上標記，發放許可證……”正如科斯在財經演講中所言，“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也許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壓抑思想市場只會遭至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能夠培育寬容，這正是一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

他在其人生的最后幾年，擔憂中國缺乏一種開放的“思想市場”。2010年接受王寧采訪時，科斯反對持不同觀點者之間拼打得你死我活，認為：觀點可以相互競爭，但持不同觀點者是不需要互相殺戮的。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現在《財經》年會開幕式的大熒幕上，向與會者致辭。他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包括經濟開放之初中共領導人的“順勢而為”與來自民間充滿生命力的“邊緣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改革)。同時也坦率而憂慮地指出：“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并指出，“中國現在需要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它是偏狹與自負的最好的解毒藥，有助于培育寬容開放的社會”。科斯認為，如果政府試圖管制思想市場，要么動機不良，要么根本無效，因而即使政府實現了預期的管制目標，也并不受人們歡迎。即使思想市場的管制者本身是知識分子(作為“思想生產者”)，也于事無補。經濟學上的解釋是自利和自尊往往使那些來自知識分子的思想市場管制者“夸大他本人所在市場中的重要性”，更容易自以為除了他們自己別人都應該受到管制”。

在2013年初接受網易意見中國欄目采訪時，科斯承認中國在建設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成就，改變非常巨大。但科斯認為，人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開放的“思想市場”，但是這終將會到來。從科斯看來，“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有著顯著的區別。他認為：在商品交換市場中，任何一個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場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對其他一部分人產生影響，他們只占到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卻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國缺乏這樣的思想市場，不過未來會出現;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將會受益于思想的討論，并產生巨大的變化。不過，我們應該看到，這種思想市場在我國雖然缺乏，但不是沒有。這種市場目前其實很受社會各界歡迎，科斯與助理王寧合著的中文版《變革中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就是一例。它不僅激起了學界對科斯在書中所提中國需要“思想市場”的熱議，而且銷售量驚人。該書的英文原版“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一書在2012年由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和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共同出版。估計其銷售不一定能夠與中文版相媲美。在書中，科斯寫道，“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與無知和偏執的無盡無限的斗爭中，真理才會展現其面目;并且，沒有真理可以一勞永逸地贏得勝利，也沒有權威能夠作為真理的決策者。”

寄希望于中國學人創建“中國經濟學派”

1988年，科斯曾給天則所盛洪教授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堅信對中國經濟現在正在發生的，和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會極大提高和豐富我們對制度結構對經濟系統運行影響的分析。”在接受王寧采訪時，科斯表示，他現在仍然堅信這一點，并且這個信念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端正態度，那么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這也正是他們所應該做的。

科斯認為，在中國，新的“好經濟學”和新的“壞經濟學”都有很大的機會。我們想要看到“好經濟學”流行起來取得成功。這里，“好經濟學”就是科斯所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或“正確的經濟學”。科斯之所以堅持這一點，是因為他認為這跟中國現在對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實有關。舊的思維方式已經被拋棄，但新的方式還沒有發展起來。他指出，如果他頭腦中的“正確的經濟學”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那么就應該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叫做“中國經濟學派”。

2008年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討論會”閉幕’上，科斯閉幕辭的最后一句話是“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這也足見其對中國學人未來研究寄予厚望。

2010年12月29日，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教授迎來100歲生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國內十余家學術機構將召開“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為科斯教授祝壽。在會議上，科斯發表了現場電視講話。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在這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有很好的便利條件。他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將會研究整個系統，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中，研究就是老的產品的生產體系和新的產品生產體系。他宣告“科斯中國學會”即日已告成立，并寄厚望于這一新建機構。

科斯認為，新成立的這個機構能由學者組成，他們不是僅用一種方法，而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找到適合他們的學術路徑，給人們帶來新的洞見和智慧。他非常期待能夠對中國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學者所的研究工作。在王寧的采訪記錄中，科斯認為，該學會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促進中國經濟學家獨立思想的發展。學會不是要發展成一個大的組織，而是要成為一個由很多學者群組成的網絡。每個學者都應該竭盡全力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每個學者群形成一個小團體，就中國經濟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地區進行研究。我們要鼓勵各種類型的研究，包括歷史的，統計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這些研究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或變革提供了新的認識。這是得到全面的觀點的唯一路徑。學會應推動中國的“正確的經濟學”的發展，促進中國經濟學家進行“正確的工作”的一個方法是創辦自己的期刊。

在2013年5月6日，科斯向天則所茅于軾教授和盛洪教授致以親筆賀信，祝賀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肯定天則所在推進中國市場經濟回歸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正如文首所述，指出隨著中國不斷地發展，天則所無疑將在開放思想市場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對天則所未來的努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科斯教授曾對他的助手王寧博士說過，說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看來再也沒有可能去中國了，是終生莫大遺憾。最近一段時間，科斯教授在籌備今年10月份訪問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終中斷了他訪問“東土大唐”本土的“中國夢”。不過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中國進行真實問題的經濟學研究。科斯教授這方面的“中國夢”仍在這些晚輩身上繼續。對于追隨科斯思想的廣大中國經濟學者來說，誠如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相信終有一天，中國的學者能夠擁抱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成就“中國經濟學派”，實現科斯的“中國夢”!

[ 馮興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法蘭克福財經管理大學東西方文商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