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4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發展的奇跡。同時，我們對改革的認識和部署也不斷與時俱進。中國過去70多年的發展是理論創新的金礦。

比較而言，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多大差異，而在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走了自己的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需要進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

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一般總結于發達國家的現象和經驗，沒有結構內生性的概念，而是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等作為最優結構，把發達國家的產業作為發展目標。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作用，就要求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結構特性的差異，并了解內生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奇跡是不能用現有的理論解釋的現象，新的理論來自新的現象。如果用現有的經濟理論來看中國，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放慢一點，國際學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崩潰，反而創造了奇跡。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奇跡不能用現有的理論來解釋，需要進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

以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必須了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結構的差異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新結構經濟學倡導以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的結構和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與影響。根據新結構經濟學，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產業結構是內生的，每一個時點上要素稟賦給定，這些稟賦結構決定了一國在某一發展階段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合合適的基礎設施與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轉化為一國的競爭優勢產業，這種發展結構便是最好的結構。

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與現代經濟學相結合形成的理論分析框架，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結構與結構間的關系。為區別于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的結構主義，我將它命名為“新結構經濟學”。

正如我在《中國經濟的前景》一書中提到的，在總結中國的發展經驗進行理論創新方面，中國經濟學家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要抓住這個時代機遇，除了必須有嚴謹的數理邏輯模型，還要通過扎實的宏觀和微觀經驗數據來了解現象以及檢驗各種理論假說。展望未來，我們當不辜負這個時代給予的機遇，對理論的發展作出創新性的貢獻。而且，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較為相近，與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相比，來自中國的理論也能夠比較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機遇，克服困難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實現繁榮富足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