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大批獲得獨立和解放的發展中國家開始探索工業化、現代化之路。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實際需要，在西方經濟學中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發展中國家大多希望按照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制定發展政策。但是，西方發展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上世紀50—60年代，西方發展經濟學流行的是結構主義思潮。該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在于沒有發達國家所擁有的大規模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這樣的制造業無法依靠市場自發建立，必須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由政府直接配置資源來建立。但是，一些國家按照這種方式付出巨大努力建立起的相關產業，卻因為超越其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而缺乏市場競爭力，造成經濟停滯，危機不斷。上世紀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發展經濟學新的思潮，其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對市場干預太多，造成資源錯配，需要采用“休克療法”，實施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市場制度。但是，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一些拉美和非洲國家按這種方式進行改革，卻遭遇了劇烈政治動蕩和社會動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推行漸進式改革，同時注意發揮政府在建立工業園和開發區、改善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等方面的作用，在經濟轉型中實現了穩定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

發展經濟學理論要切合國情才能解決發展問題。不同國家發展程度不一樣，要素稟賦也不一樣。什么樣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什么樣的生產結構（即產業和技術）占據主導和優勢地位。在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占據主導和優勢地位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在土地或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國家，占據主導和優勢地位的是土地密集或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而要把這些生產結構中所蘊含的生產力發揮出來，還要有與其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生產，同時構建與生產結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就能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剩余，更快速積累資本，使比較優勢逐步轉變為資本更密集的產業和技術，為生產結構升級和生產力水平提高創造必要的物質條件，進而躍升到更高發展水平。西方發展經濟學之所以沒能讓發展中國家實現趕上發達國家的愿望，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理論產生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西方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以及政治、社會、文化價值理念等與發展中國家都有較大差異。結構主義沒有認識到發展階段決定要素稟賦結構，進而決定生產結構；新自由主義沒有認識到與生產結構相匹配的制度安排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發展中國家直接套用以西方國情為基礎的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勢必出現“南橘北枳”的結果。這充分說明，我們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一些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可以用來說明一些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歷程，在一定地域和歷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們套在各國各民族頭上，甚至對人類生產生活進行格式化，并以此為評價標準，那就非常荒謬了。只有從自身實際出發，總結自己發展的經驗和規律，進行理論創新，才能充分發揮理論對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作用。

把政府和市場關系作為理論突破的重點。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在不同發展階段，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就要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其相對稀缺性。這就要求建設有效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而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一方面需要激勵和保護原始創新，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使之與轉型升級后的產業體系相配套相協調。這就要求建設有為政府，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那些成功實現追趕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都在市場有效運行的基礎上十分重視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政府治理。這充分說明，推動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既要發揮好有效市場的作用，通過市場競爭使各種要素的價格能夠反映其相對稀缺性，以引導企業的產業和技術選擇，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也要發揮好有為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場失靈，破除制約產業升級、經濟發展的軟硬基礎設施瓶頸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樣的形勢和任務，給我國發展經濟學理論創新提供了重要機遇、提出了更高要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導發展經濟學發展，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發展經濟學知識體系，我們一定能夠構建起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學理支撐，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擺脫貧困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智慧。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