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新時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和總結，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不斷對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加以概括和提煉。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總結了有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等各方面實踐，進一步深化了對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概括為“五個必須”。深入學習和理解“五個必須”所體現的規律性認識，對于做好經濟工作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五個必須”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特別是對新時代以來實踐基礎上的進一步總結；是基于黨對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長期發展過程，特別是對新發展階段以來理論探索的進一步深化；是對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和新發展要求的理論回應。

“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這一規律性認識是由我國國情決定的。經過長期發展，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經過長期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我們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發展是第一要務”“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符合這一基本國情，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歷史需要。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所以表現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發展結構性矛盾突出。發展是解決各方面矛盾的根本途徑，發展中的矛盾只能依靠發展來克服；發展是歷史的，是在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中不斷演進的，伴隨著發展進程，其目標函數和約束函數是不斷變化的，因此發展方式必須不斷改變。高質量發展是適應新時代特別是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如期達成、進入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發展階段要求的歷史必然。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必須不斷提升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而實現高質量發展首先需要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實現經濟結構質態演進與經濟總量水平增長，經濟短期運行均衡與長期發展協調等方面的有機聯系，在經濟社會發展的質和量的統一上切實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達成。這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集中體現。

“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生產能力的優勢，使國內大循環建立在內需主動力的基礎上，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

這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宏觀經濟調控和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觀點，是在對我國新時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實踐經驗深刻總結基礎上形成的重要規律性認識。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洞察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的新特征并將其概括為“經濟新常態”，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特別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與之相適應，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了新的宏觀經濟調控和治理的方式。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改變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需求側管理為主要方向的宏觀調控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到1998年20年間我國宏觀經濟總量失衡，主要特點是需求膨脹供給短缺，主要壓力是通貨膨脹，矛盾的首要方面在需求側，因而宏觀上長期采取緊縮需求的政策。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我國宏觀經濟總量失衡的主要特點是需求疲軟內需不足，主要壓力是增長動力不足，矛盾的首要方面仍在需求側，只是方向不同，因而宏觀上開始以擴大內需為導向，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8年之后進一步擴大內需強度，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黨的十八大之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民經濟大而不強、產能普遍過剩、結構性矛盾加深、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不高等成為突出問題，宏觀經濟失衡以及克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要求首要集中于供給側，需要宏觀治理方式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方向和主線。進入新時代，宏觀治理方式的新思路不僅有發展的客觀必要性，也有體制機制上的制度可能性。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條件都發生了新的系統性變化，供求矛盾關系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全球經濟衰退與國內需求不足相互交織，總需求動力不足與產能相對過剩結構性矛盾相互作用，宏觀治理方式需要適應新發展階段的新變化，需要更加強調統籌需求與供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這充分說明我國此前的以需求管理為主要調控方向或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并不是割斷需求與供給的內在聯系，而是在二者的相互聯系中突出重點，進入新發展階段則更加需要統籌，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著力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其中重要的戰略原則便是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和立足點，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和主線，要把兩者統一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就擴大內需而言，主要在于“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就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主要在于“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在宏觀調控和治理上實現以有效需求牽引供給、以高質量供給創造需求，在實現良性互動基礎上形成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推動經濟短期增長與長期發展有效銜接，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有機統一。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國新發展階段不僅有這種歷史要求，而且具備客觀條件。

“必須堅持依靠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

改革開放是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過程中，不斷破除生產關系方面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對立統一的突出特點。

新發展階段要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需要高水平的改革，特別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推進高水平的開放，特別是“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改革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才能切實增強國內外大循環的動力活力。

就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言，一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資源配置上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是建設高標準市場競爭體系，特別是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培育公平競爭市場秩序；三是建設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四是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化和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五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機制。

就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而言，關鍵是對標高標準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擴大制度型開放，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一是目標導向由比較優勢向競爭新優勢轉變；二是循環模式由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向以內促外、優進優出轉變；三是路徑重構由產業路徑依賴向產業協同創新轉變；四是開放類型由政策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從而構建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新優勢。

就統籌改革和開放相互關系而言，一方面通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為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循環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通過深化改革，形成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增長點，以深層次改革推進高水平的開放，以制度型的開放促進深層次的改革。此外，需要統籌“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內外均衡，注重改革深化與制度型開放下的國際宏觀政策間的協調，進而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

“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高質量發展題中應有之義便是高水平安全。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釋高質量發展主題時指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從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演進趨勢上看，越是接近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達成，統籌發展和安全越顯得重要。這是由于機遇和挑戰的內涵及相互關系發生了變化，機遇更具戰略性、可塑性，挑戰更具復雜性、全局性，機遇和挑戰的相對關系發生了變化，不是簡單的機遇大于挑戰，而是機遇與挑戰并存。首先，挑戰前所未有，應對好了，機遇也前所未有，挑戰更具前置性；戰略機遇期不再清晰，不能一般地說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而是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其次，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變化，世界經濟風險系統性上升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嚴重沖擊，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具緊迫性。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結構性提升，使得我國經濟發展無論是在存量還是在增量上對世界經濟影響力顯著提升，與之相適應世界經濟的風險變化和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對我國經濟影響更具深刻性和系統性，統籌發展和安全更為迫切也更為復雜。最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從“十四五”期間實現上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階段的發展目標來看，面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從達成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及約束條件的要求來看，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可持續能力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堅持發揚斗爭精神，統籌發展和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重點領域安全。”

統籌發展和安全，關鍵在于掌握發展的主動權。一是切實堅持高質量發展主題，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把高水平安全建立在高質量發展基礎之上，切實解決經濟發展質態提升的“上水平”；二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解決外國“卡脖子”問題，實現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核心競爭力，切實解決產業鏈供應鏈和能源、科技等方面的“補短板”；三是從大國經濟均衡協調發展規律上看，投入和產出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循環是保障安全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培育健全的產業和經濟體系是實現安全穩定發展的客觀要求；四是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安全必須是高水平安全，“上水平”與“補短板”必須在高質量高水平相統一的基礎上協調統一推進；五是高水平安全必須具有全面承受和防范系統性風險能力，對于我國而言，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高水平安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概括的，應包括“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

“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實現這個奮斗目標、完成這個使命任務的途徑，就是中國式現代化。我們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集聚起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磅礴力量，把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新發展階段黨的中心任務，因而是最大的政治。要實現這一使命任務，必須堅持黨的統一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規律，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重要體現。進入新時代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黨不斷加深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重要的一條便在于認識到黨的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客觀規律性和重要性。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一方面必須團結最廣大人民，中國式現代化是深刻的革命，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我們需要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戰勝種種艱難險阻，所謂政治的要義就在于此；另一方面踐行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中心任務，首要任務便是堅持高質量發展，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因此要求落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最大的政治”，我們黨必須不斷加深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善于運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提高把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自然規律、社會發展規律能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