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揭示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作用機制，暢通我國現階段消費和投資循環存在的堵點，對于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1.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作用機制

馬克思主義的循環理論認為，經濟循環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環節循環往復的運動過程。在這個循環過程中，生產決定交換、分配、消費，交換、分配、消費反作用于生產，四環節之間形成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經濟循環是否暢通，決定著經濟發展的質量。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在正常情況下，如果經濟循環順暢，物質產品會增加，社會財富會積聚，人民福祉會增進，國家實力會增強，從而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

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環節循環中，消費是其中的一環，但投資卻沒有顯現出來。揭示消費和投資的循環關系，就需要明晰投資的內涵以確定投資在經濟循環中的位置。首先，投資是將資本投入生產過程進行生產，因而屬于生產范疇，與消費形成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動關系。其次，投資從事生產也是消費生產資料的過程，因而投資又具有消費的屬性，投資本身就是消費的擴大，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于以上對消費和投資相互關系的認識，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著以下基本特征或要求。

第一，投資具有決定作用。首先，投資是消費和投資循環的首要推動力。依據生產決定消費的循環原理，投資什么和投資多少，決定了生產什么和生產多少，也就決定了能夠消費什么和消費多少。因此，投資的規模和結構決定了消費的規模和結構，消費規模的擴張取決于投資規模的擴張，消費結構是否能夠順利轉換也取決于投資結構是否發生改變。其次，投資可以創造新的需求。新的投資，特別是新的固定資產投資，通常融入了新的科技創新成果。新的固定資產投資把新的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會催生出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產品，從而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推動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提升，形成消費和投資螺旋上升的良性循環。最后，投資可以擴大消費。投資不僅通過生產資料的消費直接增加消費，而且由于有一部分投資是支付給勞動者的工資，因而擴大投資就意味著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會有效促進居民消費的增加，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第二，投資必須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目的。實現消費和投資循環的暢通無阻，投資生產出來的商品和服務必須符合消費者需求，才能夠在市場上完成“驚險的跳躍”，形成投資—消費—投資的良性循環。這就要求，首先，投資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把滿足消費者需求作為投資的基本依據，形成與消費者需求相一致的投資結構和產業結構；消費者的消費結構發生變化，投資就必須隨之發生改變，形成新的投資結構，確保在再循環過程中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繼續保持一致。其次，投資推動產業創新形成的新市場供給，也必須能夠激發居民的新消費，形成供給創造需求的良性循環，在更高水平上實現供求動態平衡。這就要求科技創新必須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最后，作為消費屬性的投資也必須符合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投資形成的生產資料消費，雖然可以在生產資料部類內部實現一定程度自我循環，但要使這種自我循環持續下去，最終還是要與消費者的消費需求保持平衡，也就是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大部類之間保持基本平衡。

第三，消費和投資必須守住穩增長的底線。消費和投資不同方向的變動，會形成消費和投資完全不同的互動循環。當投資擴大或消費擴大時，消費和投資會通過彼此之間的作用和反作用推動投資和消費的進一步擴大，形成投資和消費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相反，如果投資下降或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和投資就會通過彼此之間的負向作用和反作用引起投資和消費的進一步下降，使消費和投資陷入惡性循環。因此，要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就必須守住穩消費、穩投資的增長底線。

2.我國現階段阻礙消費和投資良性循環的堵點

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是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困難和挑戰之一。國內大循環發生堵點，表明我國消費和投資循環出現錯位。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必須找準堵點，對癥施策。

消費和投資循環出現錯位，從根本上講，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必然結果。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從而對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突出表現在：消費者對個性化、創意化、品質化、品牌化消費的需求上升，這就需要對傳統產業進行品質革命，推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高端化；消費者對服務消費需求的快速增長以及服務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占比不斷提高，這就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推進產業結構的服務化；數字消費需求快速增長，這就需要加快數字經濟發展，推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智能化；健康消費、綠色消費的需求快速增長，這就需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綠色化；消費者對安全消費的需求快速增長，這就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推進產業安全、糧食安全、金融安全等。

居民消費結構的演進是隨著居民收入增長自然而然形成的平滑過程，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依賴于科技創新及相關科技成果在生產經營中的廣泛應用，是一個跳躍性的質變過程。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演進過程的不一致，會導致產業結構的升級相對滯后于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形成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與居民消費結構的暫時性或階段性錯位，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決定了供求錯位的持續時間。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對現有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下降，提供這些商品和服務的行業就會出現產能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化解產能過剩不能簡單依靠擴大消費，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反而會進一步推動消費結構升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因消費結構變化而形成的新消費需求在市場上無法得到有效滿足，新消費需求要么被抑制，轉為潛在的消費需求，要么轉向海外購買進口產品，轉為進口需求，這都會導致國內的有效需求不足。

綜上，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為解決供求錯位、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關鍵。這就要求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發展現階段，暢通經濟循環最主要的任務是供給側有效暢通，有效供給能力強可以穿透循環堵點、消除瓶頸制約，可以創造就業和提供收入，從而形成需求能力”。

3.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首先，發揮投資對經濟結構優化的關鍵作用。增加新的產業投資，特別是增加新領域新賽道的產業投資，既可以推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優化升級，激發居民潛在需求，替代進口需求，從而實現擴大內需，還可以發揮投資又是消費的功能，通過大規模設備更新，既拉動生產消費需求又促進就業拉動居民消費需求。這樣，新的產業投資就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效果，形成擴大內需的強大動力。增加新的產業投資，一是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更新改造投資，特別是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運用新技術新工藝，增加產品品種的豐富度，提升產品品質的滿意度和增強產品品牌的認可度，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二是加大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投資，尤其應加快服務業向民企和外企的開放，吸引更多社會資本等要素向服務業集聚，推動服務業快速發展，激發居民的文化消費、健康消費、體育消費、旅游消費、養老消費、育幼消費等。三是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發揮好政府投資的帶動放大效應，推動全社會對數字經濟的投資，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培育壯大數字消費、綠色消費等新型消費，形成新的消費增長點。四是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大科技研發投入，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加快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投資，推動新技術新工藝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提效率、降成本、增效益，以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激發居民消費需求。

其次，發揮擴大有效需求的協同作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與擴大有效需求協同發力，以超大規模市場為支撐強力推進。其一，超大規模市場能夠對投資形成巨大吸引力。通過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鞏固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可以實現穩投資、穩就業、穩增長，從而進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市場規模，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其二，超大規模市場有助于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超大規模市場可以有效拉動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分工的細化，形成對科技創新的巨大需求。超大規模市場還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了廣闊應用場景，通過分攤科技創新成本和獲取豐厚市場回報，形成對科技創新的有效激勵。其三，超大規模市場是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本盤。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充分利用全球要素資源特別是科技資源，超大規模市場對全球資源具有強大吸引力和集聚力，有助于我國整合全球資源彌補短板，形成發展合力。

最后，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力作用。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必須破除一切阻礙形成良性循環的體制機制。這就要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強化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推動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培育要素市場，增加居民要素收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充分利用好財政政策空間，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精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推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數字經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賦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鞏固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作者：黃泰巖，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中國興邊富民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