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是黨和國家治理經濟的重要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宏觀調控有效應對了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外部沖擊，突出保經營主體、保民生就業兩大主題，積極穩妥化解國內結構性改革壓力，取得了突出成就。今后一個時期，還要加強政策目標、工具之間的協調配合，不斷完善有效協調的宏觀調控新機制，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條件與環境。
合理分解戰略目標，明晰年度宏觀調控任務
加快建立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是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對于宏觀調控目標，可圍繞不同時期黨中央確定的重大戰略任務，在時空上做出分解，確定年度工作目標與重點任務。根據某一時期的具體情況，按照輕重緩急進行排序，明確某一時期的關鍵目標，避免同一時期目標多元化，盡可能將年度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政策目標清晰化。對重大政策調整和改革措施預先進行“沙盤”推演，對不同政策選項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做到心中有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加強各部門在政策時序、邊界、工具、方向、目標上的協調，形成調控合力，力避“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進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在宏觀調控上的分工協調機制，防止出現“宏觀調控地方化”傾向。中央層面根據國內外形勢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確定好宏觀調控的目標任務。地方層面要強化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解、執行和傳導，引導經營主體積極響應和實現宏觀政策意圖。
合理區分宏觀調控中的目標政策與工具政策
在我國宏觀調控政策中，除了傳統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有西方國家所沒有的就業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開放政策等。政策體系的多樣化，一方面擴展和豐富了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箱，提高了調控的靈活度，但另一方面也使政策組合的可能性更加多樣化、反應機制復雜化，大大提高了政策協調難度。在我國經濟政策體系中，要區分“目標政策”與“工具政策”。區域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開放政策等主要屬于目標政策范疇，即一定時期內通過各方面的努力要達到的目標。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屬于工具政策范疇，是實現上述目標所要倚重的手段和工具。要進一步理順政策傳導機制，清除政策傳導中的淤點堵點，縮短政策時滯。要基于統計數據、調查數據、即時數據，不斷完善各類經濟預測模型，必要時設立國家經濟政策實驗室，對政策效應與影響進行科學的評估和監測。
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宏觀調控中發掘并加強財政政策的總量調節功能、貨幣政策的結構調節功能，是近年來我國宏觀調控手段有別于傳統宏觀調控的重要特點。一方面，要看到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和歷史背景下，這種非傳統的宏觀調控方式增強了調控的精準性，促進了結構優化，并在協調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等多重目標時，找到了一個動態平衡點。以財政政策為例，通過連續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等，對宏觀經濟的總量調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貨幣政策方面，通過創立專項再貸款、普惠型中小微企業貸款等結構性工具，重點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如實體經濟、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以及創新與綠色發展的資金需求問題等，加大支持力度，改善經濟結構。今后，還要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在總量與結構上的雙向作用，仔細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節奏力度、邊界范圍和限制條件。長遠而言，要發揮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方面的優勢，瞄準重大結構性問題發力，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加大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努力作為。同理，貨幣政策還是要充分突出其在總量調節方面的優勢，努力保持貨幣增量與經濟增速之間的基本一致，既不能過少也不能過多，保持物價總體穩定，同時要用好利率這一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引導和調節各類經濟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交集都是“政府債務”部分。過去主要集中在國債，當下則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債務上。要全面認識地方政府債務具有的財政、金融雙重屬性，財政部門要著力防止地方政府債務的過快增長；貨幣部門則要加快建設政府性債券市場機制，相互協調配合，控制和管理好這個影響經濟循環的堵點。圍繞今后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財政和金融都要找準自己的位置，即財政投資要突出基礎性、公共性、結構性，重在彌補市場失靈和市場缺位；貨幣政策則要突出總量控制、相機抉擇、靈活機動的優勢，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進一步做好宏觀調控中的預期管理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預期管理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主體眾多，利益多元，做好預期引導和溝通工作對于穩定宏觀經濟具有重要意義。預期管理做得好，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甚至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要加強制度建設，良好的制度是穩定預期的根本來源。增強對經濟增長與經濟運行規律的把握，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與可預見性。盡力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減少不確定性。提高公共政策透明度，重大政策出臺前要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做好輿論鋪墊，主動回應社會重大關切，及時澄清模糊或不實信息，防止和化解輿論誤導與炒作。強化經濟監測預測預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建立重大風險識別和預警機制，加強社會預期管理。適時應對各種短期沖擊因素，正確引導社會預期。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