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都市圈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在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科學認識和看待都市圈建設，是大力度推進都市圈建設的基礎，也是確保都市圈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前提。

都市圈是具有自身特征的差異戰略，不是城市群的雷同戰略

由于城市群和都市圈都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主要載體，且兩大概念的內涵較為相似，都是通過城市合作來助力區域發展的戰略類型，當前很多已經獲批的都市圈發展規劃，也曾有過相應的城市群發展規劃，這也使得有觀點將都市圈戰略與城市群戰略視為同一戰略類型。然而，從提出時間和具體概念看，都市圈與城市群存在顯著差異，兩者并非完全相同的戰略，各自推進思路也千差萬別，都市圈戰略不能簡單地復制已有城市群戰略的發展思路。

從提出時間看，城市群與都市圈二者存在明顯的先后順序。城市群戰略提出于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該規劃第五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第二十一章明確指出“要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而都市圈的概念則出現于2014年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該規劃第四篇第十二章“促進各類城市協調發展”首次提出“推進中心城區功能向1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體發展的都市圈”。從規劃的文本看，城市群與都市圈戰略并非同一戰略，而是具有明顯先后關系的不同戰略。

從具體概念看，城市群的主體對象與空間范圍也與都市圈大不相同。在空間范圍上，相比于城市群空間范圍的不確定性，都市圈則有明確的空間距離標準，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2019年發布的《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都市圈指的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這一定義既清晰界定了都市圈“1小時通勤圈”的空間范圍，也直接揭示了都市圈與城市群的不同內涵，即城市群是可以包含多個由超大特大城市形成的都市圈的空間結構，而都市圈則是以1個超大特大城市為核心的空間結構。因此，空間范圍的“確定性”和戰略主體的“單核性”不僅使得都市圈的可操作性更強，也要求都市圈應探索一條不同于空間范圍“不確定性”和戰略主體“多核性”的城市群發展路徑。

都市圈是提升整個地區競爭優勢的助力器，不是助推中心城市無限擴張的放大器

雖然都市圈戰略明確了以超大特大城市為核心城市，但這并不意味著都市圈可以助推中心城市繼續無限擴張。長期以來，受地方競爭模式和各類城市排行榜的影響，大多數地區都確立了通過集中政策資源來做大做強中心城市的發展方針。在這一思路的影響下，我國一些中心城市進入了無限擴張的快車道，除了將優勢產業、企業、高水平公共產品向中心城市加快集聚外，中心城市還通過大量“撤縣設區”的區劃調整來實現自身擴張。從實際效果看，這種依靠中心城市無限擴張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短時間內提高了中心城市的經濟總量，但也導致周邊地區陷入了要素和產業大量流失、競爭優勢逐步削弱、發展活力不斷降低的境況。

對中心城市而言，各種要素和產業過度集聚的結果就是發展成本的急速上漲，這不僅會增加城市的發展壓力，還會帶來公共產品供應不足、交通擁堵、生活環境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問題，并不利于中心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都市圈戰略的實施，有助于為中心城市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通過在都市圈范圍內重新優化要素和產業布局，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不僅不會損害中心城市的發展利益，還會間接增強中心城市的發展潛力。

對周邊城市來說，實施都市圈戰略是避免中心城市通過虹吸周邊城市資源從而破除“一市獨大”弊端的關鍵舉措。由于在行政級別、經濟體量、發展基礎上存在的差距，周邊城市往往不具備與中心城市進行正面競爭的能力，如果不通過都市圈戰略進行統籌協調和系統配置，這些周邊城市將陷入長期性的發展困局。因此，都市圈戰略的實施不應只關注中心城市的發展戰略和發展利益，而是要通過協調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發展關系，實現整體地區競爭優勢的提升。

都市圈是要同時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不單單是針對區域發展差距

從空間結構看，都市圈由核心城市和周邊多個小城市共同構成，縮小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的區域發展差距是都市圈戰略的應有之義。然而，作為未來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主要載體，這種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并非都市圈戰略的唯一作用對象。實際上，由于都市圈戰略對中心城市發展水平的要求更高、空間范圍更小，這不僅使得它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上擁有相較于城市群的明顯優勢，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上同樣具有更加有利的條件。

一方面，都市圈戰略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上具有顯著優勢。從我國過去的區域發展實踐看，在影響區域發展差距順利縮小的諸多因素中，存在于核心城市之間的“強強”競爭關系是重要制約因素，很多地區因無法處理好核心城市之間的產業競爭與合作關系，而使得地區協調發展格局長期難以形成并最終導致區域發展差距現象長期存在。實際上，我國在城市群戰略提出后的第八年，又重新提出都市圈發展戰略，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群需要同時協調多個核心城市的發展關系，難度較高，通過城市群戰略來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實踐遲遲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相比之下，由于都市圈戰略僅有1個核心城市，無須面對核心城市之間的“強強”競爭關系，在推動城市合作并加快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上，無疑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另一方面，都市圈戰略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上也有先天優勢。城鄉發展差距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典型差距，也是制約共同富裕目標順利實現的關鍵因素。顯然，作為發展相對落后地區，農村地區的加速發展將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前提。在實現這一目標上，由于都市圈空間范圍小，中心城市的經濟帶動作用更容易輻射至農村地區，農村地區的加速發展也就由此具備了更強動力來源，也就更容易實現鄉村振興目標和共同富裕目標。因此，都市圈的建設與發展，不能只關注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還應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都市圈戰略的深度融合，探索更加有效、系統、科學的發展路徑，為其他城市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上提供更有價值的參考。

都市圈是高度一體化的先行示范區，不是中度一體化的簡單重復區

加快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是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前提。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區域協調發展實踐中，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為代表的多個區域重大戰略，已探索出一條以交通一體化、產業轉移、生態環境保護合作為主要抓手的區域一體化道路并取得了顯著進展。然而，對同樣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要載體的都市圈而言，上述一體化道路并不是其戰略目標。

在區域經濟學中，按照發展水平的不同，區域一體化可以分為初級一體化、中度一體化、高度一體化與完全一體化等發展階段。從上述區域重大戰略所探索的一體化道路看，我國雖然已經超越了初級一體化階段到達了中度一體化階段的水平，但與高度一體化和完全一體化階段的發展要求尚具有較大距離。這是因為區域重大戰略的參與主體都是省級行政區，區域合作涉及的領域往往是“牽一發動全身”的重大地區利益，協調和改革的難度較大，這就決定了由區域重大戰略所探索的一體化路徑很難在短期內達到高度一體化水平。

相比之下，由于都市圈幾乎都是由同一個省份的不同地級和縣級行政區所構成，地區之間的利益協調難度要遠低于省級行政區開展相同工作的難度，這就意味著都市圈戰略的一體化目標不能止步于中度一體化目標，而應瞄準高度一體化和完全一體化。因此，在都市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相關地區應準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高度一體化和完全一體化的內涵，為各個領域的合作設立更為清晰、具體的一體化目標，持之以恒地推動都市圈向高度一體化和完全一體化階段發展，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順利形成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作出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