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營商環境”。近些年來，數字企業特別是大型平臺企業的發展，為公平競爭政策和反壟斷監管帶來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我國高度重視數字時代公平競爭問題，近年來有力度較大的集中整治行動，取得明顯成效。但是，這個領域還有許多長期和深層次的問題需要研究和探討，監管者和被監管者都會面對許多困惑和難題，相關的公平競爭問題將是一個長期的公共政策挑戰。

從監管角度看，整個經濟活動數字化程度已經較高，市場結構和運行模式發生重要變化。市場交易的密度、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交易形態和交易內容的復雜程度前所未有，交易規則和交易關系的快速變化調整前所未有，政府對企業經營行為合規與否的識別和管理難度很大，監管者感到“多而顧不上”、“快而跟不了”、“深而看不透”、“新而讀不懂”。在對突出問題集中整治后如何轉向常態化的恰當有效監管，真是不小的挑戰。

從平臺企業的角度看，平臺規模巨大、交易海量、投資結構復雜等特點，有些并非在“壟斷”或其它影響公平競爭的意向引導下有意而為之，而是技術支撐下海量鏈接能力所帶來的特點。監管者對這種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下，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指引有時也不夠明確，因此平臺對合規與違規邊界的把握有時感到困惑，對監管行為的方向和力度缺乏預期，這有可能導致競爭和創新行為偏向過度保守和謹慎。現在全球數字技術和商業模式依然快速迭代更新，國際競爭激烈，保守和謹慎過度會帶來許多問題，甚至喪失競爭力。

除了這些直接與公平競爭相關的問題之外，平臺之大足以成為社會秩序和社會價值觀的高權重影響者，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自身或其它企業的社會形象和社會信譽，從而干擾公平競爭環境。因此，加強和完善數字時代公平競爭政策，需要針對新形勢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從產業發展和公共利益兩個角度把握好平衡，各方一起努力形成合力。

從合規建設與監管這個角度來看，數字平臺的特點決定了外部監管者難以對平臺上的海量交易進行主動監管或者依舉報監管。因此，企業內部建立合規管理體系，并由政府有效監管這個合規體系的建設、運行和效果，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

首先，企業要加強數字相關合規體系建設。企業合規并不是籠統地要求企業“依法依規經營”，而是要求企業針對可能出現的違法違規情況，建立一套旨在防范、識別和應對風險的自我監管機制。企業合規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國外已有幾十年的經驗，國內也有多年的提倡和努力，近些年更是加強了合規要求，例如“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到企業要強化合規管理。不過，數字平臺的合規建設比較滯后，這種狀況有理念方面的原因、有成本高不愿投入的原因，有與商業利益沖突的原因，有缺乏經驗和人才的原因，也有缺乏監管壓力的原因。希望企業認識到，加強合規管理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國內加強監管的必然趨勢，是企業形象和信用的重要標識。要及早研究和推進，建設適應數字時代要求、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國際慣例的合規管理體系。企業要長期生存發展，這一步遲早要走，愈早愈主動。個人隱私和公共數據合規管理、消費者保護合規管理、算法設計合規管理、知識產權保護合規管理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內容。

其次，政府要加強對企業合規管理的監管。企業合規建設需要各方面的資源投入，沒有外部壓力很可能缺乏足夠動力，缺乏明確統一的監管尺度也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后果。監管部門要加強合規監管能力建設，并將合規監管作為重要的常態化監管措施，包括確立合規管理標準、實施合規評估、檢查等動態監管舉措，并通過懲罰、激勵和指導等多種手段促進企業加強合規管理。其中，研究制定合規標準和指引文件、明示必須達到的底線和不可以逾越的邊界、提高企業對監管行為的可預期性，是當前亟需政府提供的一項重要公共產品，對提振企業信心、鼓勵企業在合規前提下大膽創新發展有重要意義。

最后，加強監管合作。首先是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平臺是被監管對象，同時也是局部市場的治理者，為平臺上的海量主體制定交易規則、提供交易算法、監管交易行為，不僅支撐平臺自身發展，也能夠賦能監管部門。其次是加強國際合作，大型數字平臺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平臺監管在各國都是難題，也有不同的探索和經驗，跨國監管合作很有必要。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