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策發力點前移到個人和家庭，符合以人民為中心和民生為本這一根本發展目的要求，也契合疫情對經濟和民生造成沖擊的特點，切中（消費）需求成為經濟增長常態制約這一現實挑戰，可以實現保障民生與恢復經濟良性循環兩個目標的有效結合。

受人口達峰和更深度老齡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地緣政治沖突、世界經濟滯脹等復雜和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面臨的長期風險和近期挑戰明顯增多，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進一步加大。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產業和供應鏈是有韌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也是充盈的，決定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向好趨勢仍將延續。從當前來看，我們面臨最迫切的任務是應對短期沖擊，穩住經濟大盤，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復蘇，保持實現預期目標所要求的合理增長速度。為使宏觀經濟政策更有針對性和效力，應該把發力點前移。本文從揭示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性質和特點出發，對政策靠前發力的方向和位置提出建議。

從三維視角認識長期增長趨勢

經濟增長有三個由“兩分法”構成的維度，也應該成為我們判斷經濟形勢的視角。第一是長期和短期之分，分別反映一段時期相對穩定的增長趨勢和受周期波動影響的增長變化。第二是宏觀和微觀之分，分別展示經濟總體的狀況和單個的生產經營主體及消費主體。第三是供給側和需求側之分，分別表現為潛在增長能力和實現增長潛力的需求保障。相應地，從“兩分法”的對立統一著眼，在三個維度的相互組合中，觀察和判斷經濟形勢，有利于我們得出可靠的結論和對癥的政策建議。

許多影響因素的長期趨勢性變化，會改變經濟增長的常態。當前我國面對的這樣一個變化，是不期而至的人口轉折點。2021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0.34‰，預計2022年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到14.2%，達到了國際上公認的“老齡社會”標準。這個人口轉折點的到來大大超前于此前的預測。固然，人口增長減速和老齡化加深是延續多年的趨勢，所帶來的供給側挑戰，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即勞動力成本提高、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投資回報率下降和生產率增長減速，導致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然而，對人口最新挑戰的性質做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嶄新的政策含義。

經濟增長既要依靠要素投入和配置這個供給側源泉，也要靠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從需求側予以保駕護航。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投資和出口因素對增長的拉動作用趨于減弱，轉變發展方式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轉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然而，人口變化從三個方面產生抑制消費的效應，妨礙這個拉動力的提高。第一是人口總量效應。人口同時也是消費者，一旦人口達峰進而轉入負增長，消費增長將受到極大的抑制。第二是年齡結構效應。老年人受收入和保障的限制，通常具有較低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更深度的老齡化必然帶來更嚴重的消費需求制約。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高，因而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消費擴大。因此，從人口變化趨勢及其效應看，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這是認識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基本著眼點。

就業、收入和消費的短期沖擊

受國內外復雜環境和不確定性的影響，2022年第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顯現進一步的下行趨勢，勞動力市場也受到沖擊。除了城鎮調查失業率數字之外，還可以從以下方面認識就業形勢的嚴峻性。一是持續的周期性失業。城鎮調查失業率很長時間都穩定在5%左右這個事實，說明這個水平大體為自然失業率，主要由結構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然而，2020年以來多數時間的失業率均超過5%，超過的部分即為周期性失業。二是經濟進入下行區間。根據“薩姆法則”，即如果最近3個月失業率的平滑水平，比此前12個月中任一水平高出0.5個百分點，就標志著經濟處于下行區間。2022年2月份之后，失業率水平已經達到這個基準。三是農民工就業困難加大。2022年2月份以來，外來戶籍人口失業率已經高于平均水平，加上很多農民工返鄉或者無法外出，顯示出他們面臨的就業困難愈加嚴重。四是青年失業率高企。2022年新年伊始，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即達到過去兩年畢業季（7—9月份）的峰值水平。

就業是民生之本，失業、就業不足和就業困難，不可避免地影響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特別是疫情對就業的沖擊具有連續的特點，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不利因素已經得到累積。在居民收入受到沖擊的情況下，收入預期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一方面，消費行為受到收入減少的直接影響，甚至會傷害部分群體的基本民生；另一方面，消費行為還受到收入預期不確定性增強的間接影響，消費以及社會總需求受到的這種抑制，將妨礙宏觀經濟的企穩復蘇。

勞動力市場也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也好，反映的還是經濟活動的總體特征。我們還應該進一步觀察導致上述特征的微觀經濟基礎。認識經濟活動的微觀層面，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主體的異質性，以及遭受沖擊時發生的分化現象。微觀主體的異質性可以從以下方面觀察。從作為生產經營者的市場主體來看，目前我國約有市場主體1.5億余個，其中個體工商戶1.03億個。從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人口來看，目前我國有14.1億人口，4.9億多個家庭；在全部人口中，34.9%屬于人戶分離，26.6%為流動人口。在全部7.8億勞動力中，就業人口7.5億，其中非農產業占比76.4%，城鎮就業占比61.6%。在城鎮就業中，靈活就業或非正規就業占比大約為30%。農民工總數約為2.9億，其中本地農民工1.21億，外出農民工1.72億。

這些類型和規模各異的市場主體，以及極其多樣化和異質性的消費主體，在經濟下行時具有不一樣的調整和承受能力，實際受到的沖擊也不盡相同。一般來說，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以及就業穩定性差的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在經濟低迷時總是首當其沖。鑒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特點，大量這類市場主體遭遇到難以抗拒的沖擊，在這些相關領域就業的勞動者也受到更大的沖擊。

政策發力點前移的方向和位置

在宏觀經濟不景氣的時刻，宏觀經濟、市場主體、就業人群、個人收入和家庭消費都會受到沖擊。政府也有諸多政策工具用來應對這些層面的困難，即分別實施產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改善營商和創業環境的政策、積極就業政策和托底保障的社會政策等。在面對常規的宏觀經濟下行周期時，一般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促使實際增長回歸潛在增長率。在遭遇疫情對實體經濟沖擊這種特殊情況下，著眼于用減稅減費等紓困手段，穩定和保護市場主體，從供給側穩住產能和產業鏈。鑒于疫情持續時間較長，居民消費受到抑制，并且與長期需求側制約共同作用，可能形成對宏觀經濟企穩回升的持續障礙。因此，政策發力點應該進一步前移，落實到對于穩定收入和消費具有最直接效果的個人和家庭層面。

把政策發力點前移到個人和家庭，符合以人民為中心和民生為本這一根本發展目的要求，也契合疫情對經濟和民生造成沖擊的特點，切中（消費）需求成為經濟增長常態制約這一現實挑戰，可以實現保障民生與恢復經濟良性循環兩個目標的有效結合。根據普惠、通用、直接、便捷抵達家庭的原則，保消費主體的政策舉措可包括：擴大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保障項目的給付面，甚至應該把未參保和以前未覆蓋的人群納入其中；充分并適度地提高社會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險的給付水平；提高社會保險可得性和領取方式的知情度；必要時直接向困難群體發放基本生活補貼；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基本社會保險的繳費率。

對于在特殊時期實施非常規的扶助措施，應該把傳統觀念暫時擱置起來，采取特別的認識視角。首先，提高給付水平、減免稅收和繳費，乃至支付困難補貼，都屬于特殊時刻的臨時性救助，而不是也未必成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因而不會形成不可持續的財政負擔。其次，這些需要政府承擔的直達個人和家庭的補貼項目，并不是非生產性的額外支出，而是促進宏觀經濟企穩的穩定器，以其穩定收入和消費的有效功能為實體經濟提供需求拉動力，達到促進經濟復蘇的目的。再次，鑒于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常態化需求制約的發展階段，如何通過擴大社會保護、社會共濟和社會福利支出，提升居民消費傾向、打破需求對長期增長的制約，越來越成為需要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箱中常規配置的政策手段。通過政策前移到個人和家庭，可以在實施短期臨時應對措施中積累長期制度建設的經驗。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